有多少家长,还在用打压、批评、命令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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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妈送出家门之后,我瘫在沙发上很久很久,一下都不想动弹。

每次与父母的见面都像一场应酬,我必须提前一天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以面对“关切式审问”、“强制式建议”、“不管不顾大包大揽”的同时,还可以保持微笑。

十分疲惫。

兴许是人以群分,又或者是“问题家庭”比例太高,我身边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想“逃离”父母。

有的故意考了外省的大学,有的是过节找借口不回家,还有寄希望于出国定居以实现“和平分离”的……

那些幸运的,成长在温馨和谐的家庭的人,总不能理解:家是多么有安全感的所在啊,为何要逃呢?有什么天大的矛盾不能化解?这分明是冷血、是自私、是不孝。

但正因为是所谓的“一家人”,所以种种牵绊、压制才更无法摆脱,让人无处可逃。毕竟,遇见让你不爽、PUA你的渣男,你可以甩了他,但是,有几个人能甩掉自己的父母呢?


01在家长面前一言不发才最安全


我们常抨击新闻中虐待或抛弃孩子、重男轻女的恶劣家长,但家长对孩子的精神伤害和控制,却很少被关注到。

甚至直至今日,许多家长仍认为:批评教育、命令指导、适时地替他们做决定是培养孩子成材必不可少的辅助项。

我仍清楚的记得小学时,作文常能被老师夸奖,但我妈总会在我动笔前后横加指导:“这个词用XX更合适”、“这里应该这样写”。我试图让她不要再翻看,但从未有效果。

有一次她甚至直接帮我改动了许多,并要求我撕掉我写好版本,把改后的重新抄到本子上,我不得已照做了。

结果第二天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问这篇作文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我只得羞愧地承认是妈妈帮我改过的。

我大概将“吃一堑,长一智”用在了奇怪的地方,于是不由自主地学会了“少说、少做、多藏、装成很乖的样子”,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能少听几句指责、少接受几次并不想接受的“建议”,这是那个年龄的我选择的最柔和的、可持续的、略有效果的方式。

父母与孩子的距离,在打击与控制中,被越推越远,家长却反而会问“你为什么不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和妈妈聊天?”,这无异于给人一棍子,却反问对方为什么不和自己做好朋友。

越长大,在父母面前便越封闭。这不是叛逆期的必然,而是我知道,所有的话,都会被当作“呈堂证供”,被记录、被指责、被翻回重提

随口提过的朋友,最后会被说:“那个小张学习这么差,你少和她来往!”以及“人家跟你一起玩,人家是全班前三,你呢?你光跟着傻玩了。”

于是,朋友的事也不会再提了,待家长主动问起的时候,挑些无关痛痒的部分敷衍过去。

以及某次和我妈开个玩笑,她非但没笑,反而恼道“没大没小,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件事后来被当作“不会说话”的典型案例,反复提了好久。

于是,我再也没有和家长开过玩笑。

我没有记仇到,记录每一句造成伤害的话是何年何月,是怎样构成,它们早在我成熟以前便被淡忘。只是言语造成的小伤口好了又被割破,割破又长好,常年累月的伤痕,抹不掉,我与家长的相处模式,也改不了。


02长大后,我们依然未有平等可言


年岁渐长,家长能控制的内容逐渐减少,但中心思想延续了下来:我依然是“小毛孩”,他们依然是“过来人”。从前家长劝导学习、禁止恋爱、约束着装和去哪里玩。现在,则转变为催婚、指点工作方式、并试图渗透进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每次饭桌上都会讲同样的话:建议我讨好领导,找合适的时机送礼;和同事搞好关系但千万不要跟同事讲秘密……,还不时地向同桌长辈讲解“她从小就不怎么爱说话,还得多指导多历练”。诸如此类的评议,夹杂着大道理倾泻下来。

事实上现在公司中早已不是几十年前国企、事业单位的作风,与同事和上司的关系也因人而异。

催婚催生就更加常见。明明自己的婚姻生活不见得多么美满,明明知道生孩子会面临诸多风险和困难,却偏执地认为结婚生子才是人生圆满。常用表达是“人到了一定岁数都会想要个小孩的”、“等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了”……

他们还是不明白,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个体,与父母平等的个体,谁也不是谁的附属,谁也不该凌驾于谁。


03“我都是为你好”


并不是没有过反抗和争取,当我表达“我可以自己做决定,请你不要多加干涉。”父母却不愿放手,而是讲起经典话术“我都是为你好”。

我是为你好+我是过来人,所以我是没错的,你应该听我的——经此实现逻辑自洽。

当双方的观点和选择直接碰撞,父母很少会尊重孩子的选择,而是以一句“我都是为你好”,将自己扮作一心呵护孩子却不被理解的苦情母亲,让孩子在自责中无话可说。

可叹的是,坐月子期间被热死的产妇的家人,在夏天紧闭门窗、不开空调电扇,给她盖上棉被的家人们是为她好;把孩子送进豫章书院、网瘾戒断学校的家长们,也是为他们好。

心理学家武志红在书中讲:“我们习惯从自己的坐标体系出发,去推测、揣摩、评价甚至抨击一个人,却完全忘了,对方也有一个现象场,有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坐标体系。

两个观点的碰撞,很多时候没有绝对的正确错误,只有“我想要由自己决定,以及,我会为这个选择负责”。

一边埋怨“孩子不够独立,还要依赖家长”,一边阻止对方做出不同于自己的选择,不愿放权。大概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家长们才好释放无处发挥控制欲和价值感。


04那,后来呢?


依照一般的文章结构,这个部分该是讲“该怎么办”。

首先,当然是开诚布公地把你的内心感受、你的需求讲清楚,以新闻或朋友的事例作为辅助,以沟通换理解,寻求让关系发生转变的可能性。不要指望对方能一讲就通,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一点不用我说,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实践过了。

但是据我的亲身实践和观察:这样的沟通依然很难让父母改变。(如果他们那么容易改变,在这几十年中早就改变了不是吗)

我在KnowYoursef的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解释:杜克大学研究认为‘30岁之前被称作易感年龄(impressionable year),也就是观念更容易改变的年龄段。在这一阶段,人的很多观念都是可塑的,但过了30岁,大多观念和倾向会日渐牢固、持久、不可动摇(harden into durable disposition)。’

好吧,既然变革之路走不通,那就只能做点什么来让彼此都舒服一点。

无他,只有拉开距离。

让生活距离和心理距离都保持在一个不会太近的位置,山高皇帝远,给自己争取多一点自由空气,也减少磨蹭争执对抗的出现率。

比如像2年前的我,在换工作的时候,借口公司太远通勤辛苦,搬出来自己住。虽然挤在10平米朝北的小房间,与陌生人共用厕所厨房,还要支付每月3000的房租,但我终于不会一想到“回家”就心中一紧,终于可以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值。

是心灰意冷也好,是逃避也罢,这是我选择的逃脱牢笼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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