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贪婪的大脑:为何人类会无止境地寻求意义》所揭示的，我们做任何事都在寻求某种意义，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即便是出于追求某种意思，也概莫能外。毕竟，意思无非是不那么功利、不那么世俗、不那么严肃的意义而已。
今天读到熊秉元的社普文章，其中提到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政治经济学论文》中的一篇《论工作伦理》（On the Work Ethic）。 这篇讲词，在我看来，对于我们普遍所追求的意义做了经济学的阐释。
在美国，每年一月的盛事，是美式足球的冠军争夺赛“超级杯”（Super Bowl）电视的现场转播，总是吸引以千万计的观众。布坎南也不例外，他同样喜欢看“超级杯”，不过虽然美式足球正式的比赛时间只有60分钟，但把犯规、伤停、暂停、中场休息等时间加在一起，至少要三个小时以上。布坎南觉得，在电视机前花这么长的时间，有点罪恶感， 因此他就从后院拣了一些核桃，一边看电视一边敲核桃、挑核桃仁。然后，他问自己这样一个大哉问：为什么看“超级杯”，自己会有罪恶感？有点像牛顿问自己：为什么这颗苹果会掉在自己头上？
布坎南的解释是：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嬉戏而不工作，自己固然没有生产力，对其他人而言，也无法透过“交换”而互蒙其利。
他进一步引申：西方社会强调工作伦理，刚好和资本主义的精神相呼应。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财富，就是一般人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塑造出对工作的积极正面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