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目光放远，纵观人类历史上所有哲学家的思想走向，我们发现，一切哲学主张无不是时代需求的倒影——

激情澎湃则呼唤理性，理性刻板则召唤激情。

一切“主义”皆是时代的召唤，历史命题在解构与重建中曲折前进。

试图响应这召唤的先哲，从失衡中把握平衡的某点，并千方百计把成果传播给世人，这或许是“普度众生”最现实的写照。

既然不产生经济效益，我们凭什么学哲学？

培根回答：“你首先应追求思想的完美，其他的东西即使不尾随而来，也会失去了而浑然不觉。”

哲学让我们不从事物现在、过去或未来的样貌考察，而立足不变的本质剖析；

洞察一切艺术与科学、技能与理论在炉火纯青之时的共性，把握其内在的共通命运；

让在漫长历史中发展到过分细枝末节的技艺返璞归真，以免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剖析自己行为模式的深层渴望，认识真实的需求并重新规划人生。

如叔本华承认痛苦是人生的常态，因此平静地对待一切悲喜；如苏格拉底把死亡视作探索真理的最后禁地，因此满怀期待的奔赴死的新生。

哲学不使我们富有，却使我们自由——这或许是最佳答案。

01.

古希腊哲学故事

「理性与感性的平衡」

英雄主义者苏格拉底：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商业的繁荣催生了科学、哲学和艺术，时人试图以哲学手段解释世界本源。

当时人性善恶观分为两类：一类如卢梭，认为人性本善、文明是恶；一类如尼采，主张人性超乎善恶之上、不能区分。

苏格拉底属于后者，支持贵族式民主、先天具有反民主倾向。

他不试图掀起政体逆流，而是基于客观立场，反思亟待解决的制度缺陷。

然而这种积极的探索，被政客视作对权威的挑战，足见哲学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背道而驰——哲学造就超然的智者，政治需要才能中等的凡人。

苏格拉底与平民关系也不和睦，其本意启迪智慧的追问被视作挑衅。雅典人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送上法庭。

苏格拉底燃烧着英雄主义者的灵魂，自愿以死彰显真理之神圣，最终化流放为死刑，上演了行为艺术的巅峰。

理想主义者柏拉图：目睹苏格拉底之死，柏拉图坚决抵制群氓的民主制。他认为狡诈者将利用对甜言蜜语喜闻乐见的民众，造就披着民主外衣的独裁。

柏拉图将理论形成著作，构建了哲学家当王的《理想国》，其中澎湃的激情极具召唤力。

如雪莱所说：“严密精深的推理和狂乱热烈的诗情，为绮丽和谐的词藻所融合，呈现了罕见的统一，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音乐洪流，驱使说服力向前急驰，压得读者喘不过气来。”

人凭借理性判断，却迫于感性行动。这是人很难像喜欢柏拉图那样，热爱亚里士多德的原因。

现实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时吾尤爱真理”，可以窥视师生思想的分歧。

二者的论辩，代表了西方哲学两种思想倾向之分歧：柏拉图主义是理想者的故乡，亚里士多德主义是现实者的家园。

冷酷的斗争恰恰体现二者思想的一脉相承。

毕竟，激烈的辩论要么发生在最无知者之间、要么发生在最具智慧者之间。

亚里士多德创造了大量术语，以至于今天不使用亚里士多德的词汇就不能谈哲学。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是从愉快的对话到严谨的学术的必然过程。

02.

中世纪的神学锁链

「飞越疯人院」

培根对理性的呼唤：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栖身在宗教屋檐下，试图用神学前提得出科学结论。

一千年后，伴随海外贸易、十字军东征，禁欲主义和独断教条的前途终被断送。

培根这样批评根源自古希腊“斯多葛主义”的基督教义——不动心的宗教禁欲，不仅有损身体快乐，而且无助于道德健康。

越是反抗敌人，敌人就越显得可怕。正如某种理念如呼吸般自然，就不用冠以“主义”的名号。

他主张，“人的身体应当习惯于放欲，正如习惯于节制，否则一刻的不节制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培根对客观事实与理性的倚重，已经超出了其应享有的地位。然而 “沉疴用猛药，乱世需重典”，便是此理。

老话重提，从理论到实践：杰•姆•罗伯逊说：“绝顶的智慧化怒愤为嬉谑，化为烈火为光明。”

在培根恢复人性与理性的地位后，我们试图展开反抗宗教的具体实践。

任何从琐屑中醒悟的人，都能对荒诞指指点点。然而批判教育太容易了，如何改进?可嘲讽漏洞太多了，如何变革？

孔子在看清政治无可救药后投身政治，这是“虽千万人吾独往矣” 。伏尔泰也选择肮脏自己趟进浑水。

没有哪个有潜力窥探智慧的灵魂，不曾被死亡诱惑.。伏尔泰坦言自己因此勉力工作，用通往理想的慰藉弥补今生今世的遗憾。

塔伦泰尔说：“如果你不想自杀，就要不断地做些事情”；

伏尔泰说：“人全是好的，那些虚掷光阴的人是例外。”以此形容20岁便死了、70岁才进坟墓的人也恰如其分。

在伏尔泰八十三个年头的生命中，他的著作没有一部不被列为禁书，总是在流放和监禁的间隙中寻求生存。

今天我们不读伏尔泰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使命。

03.

理性与反理性的近代人

「在解构中重生」

实现短暂平衡的康德：休谟说，“当理性违反人性的时候，他会立即转而反对理性。”

在用怀疑精神击败宗教信仰后，欧洲人像长大的孩子审视父亲那样回头审视理性——

那长期经验积累的直觉与基因印刻的记忆，在生死存亡之际，是否比后天培养的理性更能主宰行动？

伊曼努尔•康德——这位用“批判哲学”主宰了整个十九世纪、塑造了今日思辨哲学的巨匠，回应了对无神论绝境的共鸣。

他试图把宗教从理性枷锁下解救出来。

当机械唯物主义认为没有主体、唯有客观存在，当唯神论者确认唯有神明赋予的优势、没有规律，康德巧妙调和了两个极端的矛盾：他既承认个别经验赋予我们认识，也承认那不是认识的全部。

因为哪怕抛开 “太阳从这边升起那边落下”的经验，人类也发明了纯逻辑的学科——数学，足以证明主观能动性的存在。

至此康德说出使其被视作伟大的论点：人的心灵不是一连串或一簇心理状态的抽象名称，它是能动的器官，把混乱不堪、纷繁复杂的经验，转变成秩序井然的思想统一体。

这种认识具备让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的雏形。

平衡的再打破，于解构与重建中丰盈：在康德的短暂平衡后，受到动荡的世界局势牵连，加以个人主观倾向的左右，哲学家再度于感、理性的两极间展开拉锯。

随法国大革命与革命意志的败北，理想主义为悲观主义取代。应运而生的叔本华认为：人生如钟摆，总是在痛苦和空虚之间摇摆。

但是，很明显，勉强热衷声色的人清心寡欲，和勉强哲学家经商一样事倍功半。生命是自由的，不论是强权的枷锁还是“崇高”的枷锁都不应当背负。

随理性破灭的痛苦淡忘，世界再次用冷风冲刷柔弱的心灵。

1858年，达尔文和华莱士告诉世界：“高级的生物是从较低级的生物发展来的，而人类也不例外”。

此后，哲学世界先后被数学和生物学统领头脑。斯宾塞试图像解释生物种属一样，解释天体和地层、社会和政治、道德和审美，解释野蛮人是怎样发展成莎士比亚的。

19世纪，继斯宾塞冷峻了头脑后，尼采再次向心灵纵火，重申激情与本能的地位。

他让弱肉强食进攻到伦理学的领域，彻底摒弃对同情、利他、宽容等美德的崇拜。

“真善美”的彼岸：尼采在反对理性、恢复本能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一个人在利己后多少是能够利他的，说道德彻底不存在未免偏激和忽视现实。

因为，尽管物质永恒作为基础，尽管本能永恒是躯使行为的根本动力，但有的人因物质满足、有的人不能因此满足。

后者精神力更加强劲，势必取得超越现实的追求——

科学知识、道德理想、艺术审美，三者构成“真善美”的最高理想。

可见，道德本就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追求之一，哪怕没有外力，诸如教育的干涉，也会自发形成，否则如何解释其最初的来源？

有的人物质欲望格外强烈，哪怕成为皇帝还想当神仙；有的人物质上格外冷漠，无法从消费中得到快乐，却从真善美的追求中得到回报。

后者被更加推崇的原因，是它契合了人类进步的方向，即物质需求逐渐丰富起来，开始将前进方向全面转向精神追求。

不是所有人都能自发达成精神进步，因此我们奋力的制造“伪君子”。

之所以不惜虚伪，是因为自发形成的善和被动形成的伪善，落到行为上是一致的。

对先行者来说，也许一个人走得快，但一群人却走得远。这便是“群众基础”和“群众路线”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