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成本原则又细分为：最少
工时原则和最低能耗原则。前者的能量是人输出的，后者的能量是广义机器输出的。人与广义机器存在相互替代关系。人类的劳动输出的能量是昂贵的，而广义机器和软件输出的能量则是廉价的。因此，最少工时原则的优先级高于最低能耗原则。能够用广义机器完成的劳动，我们会优先使用广义机器，最大限度的降低人类付出的劳动（能量）时间。这是每个企业与单位自觉遵守的规则，也是每个领域效率不断提升的源动力。被广义机器淘汰的人工会选择新领域，新领域的效率继续提升，继续驱赶人工转向新领域……如果消费是充足的，这个自我强化循环的终点指向所有领域实现智能化与无人化。但问题是：在旧的制度框架内，工资是消费之源。人类付出的必要劳动不断下降，意味着人类依靠生产获得的工资来源越来越少，人类必须通过在别人交易过程插入“时间成本”的方式获利。宏观表现为：白领取代工人成为就业主体。白领通过插入成本的方式获利，成本是别人的，意味着社会主体不再遵循最低成本原则，而是想方设法推高别人与社会的成本，巨大的非必要能量消耗开始悄然发生。
这种东西在时间上累积带来的恶果包括：一是生产的目的逐渐偏离服务人类自身，而是转向投资和赚钱，投资与资本运作失去消费的约束，为了生产而生产，大进大出，能量需求呈现指数增长，逐渐开始压垮自然环境；二是人与人之间逐渐由协作生产关系转化为零和博弈竞争关系，或者说相互转嫁成本的关系。社会底层共识因此逐渐消失，没有人喜欢被转嫁成本，因此，把成本能够推到多高是不确定的，也是不稳定的。既不确定也不稳定，开始逐渐弥漫到市场的每个角落。三是大家逐渐习惯在不确定上获利，不确定性逐渐被认为本该如此，是非的标准模糊，人与人、企业与企业、组织与组织、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旧共识分崩离析，竞争与对立思维取代合作与共赢思维，人们逐渐丢掉了本能的、原始的、基础的共识——最低成本和能耗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