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一个月，在《都市快报》的一个患抑郁症的年轻副总编跳楼自杀后，这份报纸出了一个专题，其中一个版面列举出了抑郁症的种种症状。那个时候，我刚好已经连续两个星期失眠，十点半上床，一点才能睡入眠。白天基本不和同学说话，上课吃饭复习睡觉，生活规律而沉默，丧失了斗志和激情。
与抑郁症的症状一一比对后，我断定自己患了反应性抑郁症。
高一上心理健康课时，老师讲课常常使用上帝视角，“这样是好的…”、“你们应该…”，我对这些话心有余悸，但我更害怕被抑郁症操控着去自杀啊，一个礼拜的思考斗争之后，我还是决定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位于行政楼，正楼上是学校党委书记办公室，它左边是教务处。我沿着长廊缓慢地走着，那天恰好教务处门锁了。
我瞧瞧走进走进心理咨询室，室内光线幽暗，没有开灯，窗帘也是拉着的，老师坐在椅子上写着东西，没有阴影，也没有光亮。她过了几秒终意识到有人来了，放下手头的东西，招呼我坐到沙发上，她也做了下了。
“有什么事吗？”心理老师面带笑容。
这样的笑容使我大脑放松了下来，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赋予我了开口的勇气：“我，我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
然而，她的笑意更深了，她是在笑我自以为是，是在笑我为赋新词强说愁吗。
她问我：“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我看了抑郁症的症状，失眠，疲惫，食欲下降，欲望减退，大致都符合。”
“你在哪里看到这些的啊？”
“从《都市快报》上。”
“扑哧——”，心理老师的笑声掩藏不住，她的嘴咧得更大了：“我跟你说，《都市快报》真是要好好改改了。每年啊，都有学生看了这份报纸，然后来告诉我自己得了抑郁症。”
我没说话，我一直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心理老师并没有给予我想要得到的回应，甚至对我的倾诉嗤之以鼻。她难道不该关切地追问我为什么失眠吗，不该有关怀的眼神吗，然而没有。她的语气不以为然，我在她心里不是特殊的个体，而是一个个过度恐慌的群体中的一员。在她眼中，我们是不是都缺乏判力，毫无克制地无限放大自己的情绪，盲目对号入座，带来无根据的恐慌，仅仅根据一份生活报纸刊登的几个症状就对号入座，妄下结论。
心理老师接着说：“你肯定是文科班的吧。”
我说：“是啊。”我潜台词是，你怎么这么清楚呢。
猜对的得意让她毫无顾忌地笑了：“我说呢，理科生忙着做题呢，哪有空想七想八的。”
室内安静得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山雨欲来风满楼。她似乎按捺不住了，慢慢撕下了她的面具。我看到她张开了血喷大口，吐出一个字又一个字，朝我发起了最终极的攻势：“你、是、哪、个、班、的？你，叫、什、么、名、字？”
我拔地而起。在逃回教室的路上，我拼命回想：“那个房间里装摄像头了吗？”
一个月后，高考，在这段时间，我没有被班主任找去约谈，我最终也正常地毕业。我最怕的事情没有发生，我的隐私没有被暴露。罗斯福说：“所有人民都应该享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恐惧了整整一个月，是那种担心下一秒班主任就会叫我去办公室的恐惧，是同学们对我偷来不一般的眼神的恐惧，是父母不以为意的眼神的恐惧。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房间，我也再没有机会去那个房间。
人人都无法信任彼此，每个人都孤立无援，这就是人的绝望。就像现在，在我看到小赐们逼着同窗吃屎喝尿的时候，我意识到，最荒诞的事往往发生在我们以为最没有污染、被重重保护的乌托邦下，发生在隐秘昏暗的角落里。在无限接近极权的可能性下，有温水煮青蛙，也有露骨直白的血盆大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