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7-09-16 姜汪维 经典新知生活
为什么说辅导员是情感型劳动者，而不是智力型劳动者呢？
一是从他人评价的角度。学生和社会评价“好”辅导员往往用的是道德性词汇，比如“最美”、“暖心”、“亲切”、“负责”、“兢兢业业”，或者直接叫“某哥”、“某姐”、“某妈”等等。
二是从自我评价的角度。翻看优秀辅导员自我推荐材料，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写一两个“动人”的故事，把自己推上一个道德的高标。
所以，无论是社会评价还是自我标榜，“优秀辅导员”给我们的印象，近似于顾客给服务员、病人给小护士在《服务满意度评价表》上打勾，没有客观、精确、统一的评价标准。换言之，辅导员主要是提供“服务”的，而且要“态度好”才能赢得尊敬，这无疑是一种情感型劳动，而不是智力型劳动。智力型劳动是否优秀，有科学的、专业的、精确的评价标准。
标准没有明确树立起来，权威性自然成疑，社会认可度就低。按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权威有三种类型，或者说三种来源：
第一种是从传统和惯例中继承下来的，比如帝王和长老。这显然不适合辅导员，我们没有听说过如果爸爸是全国十佳辅导员，儿子必然就是全国十佳辅导员，老爸去世后，人家就得尊敬他儿子。没有这回事。
第二种是制度型权威。具体而言，是指国家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规定必须尊重辅导员，所以我们就必须尊重辅导员。在这一点上，这几年的确做了很多努力，也推进了不少。但实际上，各学校具体执行情况不一，大多数学校只是“说”起来很重要，落到实处则寥寥。
第三种是克里斯马型（Charisma）权威。是指个人凭借超凡的品质、过人的魅力而赢得别人的追随和尊敬。比如“辅导员新媒体联盟”、“辅导员在线”两大微信群里某些人，哈哈，你懂的。
实际上，这三种权威没有清晰界限，而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比如克里斯马型（Charisma）权威的塑造，也需要借力制度平台和文化传统。一个优秀辅导员之所以能赢得广泛影响力，离不开社会氛围的营造、学校的推荐，以及辅导员圈子的相互吹捧。
所以，作为情感型劳动者的辅导员，要想树立权威和社会认可度，目前而言，只有第三条路，即克里斯马型（Charisma）权威，因为第一种不靠谱，第二种太被动。但是，第三条路犹如自我创业，淘汰率高得离谱，一个有影响力的全国优秀辅导员背后，是诸多失败和默默无闻的人垫了背。
那我们这些诸多失败和默默无闻的人怎么办呢？我个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人把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专业庸俗化了，其中包括辅导员自己、大学生以及部分高校管理者。我这里所说的“庸俗化”，不是生活中所谓的“庸俗”，而主要是指没有搞清楚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关系，以致于学生认为学习思政课程没啥用、辅导员认为思政就是宣传、某些高校管理者认为辅导员只要保证学生不出事就行。结果造成什么呢？不论是教师、学生，还是某些高校管理者，认为辅导员工作是个跳板，辅导员就是想往上爬，一门心思想当官。——这完全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损害整个辅导员队伍的成长。
平心而论，造成这种局面，首先我们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就是说辅导员本身是有责任的。对于大学生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学术修养不够、缺乏知识、缺乏思想，很多时候也就会做一点上传下达，念念文件的事情，无法征服学生和吸引学生。偶尔做点解答，也基本限于教科书的水准，再往深处就没有了。有时候为了所谓政绩，变着戏法折腾学生。别以为学生看不出来，学生多么聪明！——总而言之，如果学生觉得在我们身上学不到东西，别人也觉得我们拿不出东西，那就是缺少科学性。而目前学术背景下，科学性是专业化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是因为很多人对科学性有误解，认为科学性必然不能沾上意识形态，并由此贬损我们思政工作。当然，这个问题是个由来已久的大问题，我们可以充分辩论。限于篇幅和微信传播的形式，我只想简单反问一句：科学是不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你为什么研究这个，而不研究那个；不这样研究，而是那样研究，这种选择和立场本身是不是就包含着价值判断、心理期待呢？这就是意识形态啊。无论你承认还是否认，它就包含在科学活动里面。即使纯粹在实验室研究小白鼠，那也得问问为谁工作、如何工作等问题。这里面就必然包含价值批判、道德情感等等因素在里面。严格来件，这就是意识形态。所以，英国学者大卫·伯姆说，意义和价值不仅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组成部分，更是科学的组成部分，科学必须消除那种真理与道德、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需要相分离的错误观念。
所以，思想政治工作是科学活动，从科学性而言，与学数学、物理、文学没有区别，其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通过具体的、感性的社会实践有机统一在一起。区别在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相对于其他专业而言，更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希望通过真理和思想赋予大学生以人生智慧的光芒。
换言之，跟优秀辅导员好好学，你既会获得科学知识，了解当今世间万象及其背后的规律，而且精神境界也会得到提升、人格会得到完善，从而找到实现自我的最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