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
九区事变
1945年“九区事变”的势态及其历史背景
兼记1945年5月23日被日伪顽匪围歼而
整建制失灭的珠纵第一支队九区大队
口 钮海津
事件简叙
1945年5月23日（农历四月十二日）上午8时，日伪顽匪四路人马共3000多人同时发起突袭，对坚持抗日斗争的中共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大队驻地——南头的合益围（驻大队部及两个中队）、坡头沙（驻一个中队）、孖沙（驻一个中队）进行大包围后发起总攻。
面对敌人重兵压境，九区大队全体指战员毫无惧色，精兵简政了的170多名战士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奋起迎击，以少敌众，不怕牺牲，英勇作战，与敌军3000多人短兵相接、浴血奋战。
战至5月24日和25日，未能完全啃下硬骨头的敌军气急败坏，大量增兵，三番五次向我珠纵九区大队进攻，双方火力非常激烈。
由于弹尽无援，大队部决定各部冒着密集炮火突围。各部在突围过程中失败。
大队长梁伯雄率领的大队部突围人员全部牺牲；
中队和小队之间被打散，大批指战员被俘虏和逃散。
之后副政委郑文、中队长罗若愚等中坚干部被捕壮烈就义；
及后抗日军属、中共干部家属和红色堡垒户惨遭烧杀抢掠。
七十三年来，中山北部原九区的军民都没有忘记这个事件：
——1945年5月23日（农历四月十二日）上午8时，在广东省中山县北部的九区抗日根据地发生的围剿和反围剿战斗，民称“四·一二惨案”，史称“九区事变”。
乡土回顾：原中山县第九区
那里，静掩着九区革命前辈的战衣
民国时期至共和国解放初期，九区是当时中山县最大的区域，也就是今日之现政建制——黄圃镇、阜沙镇、南头镇、古镇镇、三角镇、浪网镇、民众镇的区域，以及东凤镇和东升镇的一部份；还有番禺区的大岗镇、谭洲镇、万顷沙镇、黄阁镇的区域；再加上顺德区的小黄圃管理区和高黎管理区的区域。
在九区，仅现在的阜沙镇内，就有卫民、牛角、阜东、南强等四个管理区是当年中山军民抗战时期最早的根据地，而抗日斗争基地、党支部、据点、堡垒户、交通站就更是遍佈九区各地。
我们站在五桂山的高峰向北望，望着中山北部的万顷沙田，视线中，翠泊与嫣梓交织，风雨与云雾交揉。
——那里，覆盖着九区革命前辈的足印，然而那些密集的红色足印未能拾入世卷而被阳光普照；
——那里，压攒着九区革命前辈的业绩，然而那些丰功的红色业绩未能记入史册而被世人周知；
——那里，静掩着九区革命前辈的战衣，然而那些勇士的红色战衣未能起入红馆而被后人谒陵。
中共九区老战士梁志刚在去世前的80岁时，曾痛心而又坚毅地说，有人说我们的叙旧是“开黑会”，“梁伯雄部队是土匪队”，这是极左、怀疑加估计！别人怎样说，我们不怕，只要我们胸怀坦荡，问心无愧。我们战友在历次运动中，从未出过差错，我们的光荣历史经得起考验，我们值得骄傲和自豪。正邪自古同水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大家互相勉励，保持晚节。我们相信不受将来风云变幻，我们将是无愧于世，直至寿命终结，含笑而去。
八个月前，又一位近90岁的九区老战士冼荣仔在他曾英勇战斗的沙田故乡去世了。得知噩耗，顿时失态，我丢下讲义，走出宾馆门口，站在西长安街上遥看南天，耳里重复地聆听着一年前老人握着我的手讲的那句话：“我地无愧！”（他是说：我们九区梁伯雄大队无愧党和人民）
出生入死活到新中国成立的九区老战士们，多是如此坚毅地老去，如此无愧地死去。
有些人刻意抹黑我们的英雄人物，
歪曲我们的光辉历史，
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
历史不能忘记，
军人的英勇牺牲行为永远值得尊重和纪念。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区事变”战事
此役，由国民党发端，日伪顽匪各部联合围歼中共抗日武装九区大队，是继“皖南事变”——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集团军围歼共产党的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在中山的一次再演。
1）3000：170！
敌军以绝对优势合围珠纵第一支队九区大队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山北部活跃着一支赫赫有名的“梁伯雄大队”。
这是一支在抗战初期由中共南委明确指示、中共中山县委直接领导、由中共中山县第九区委员会掌控指挥、对外挂国民党地方军队“挺三”番号的爱国抗日武装队伍——中共九区大队，老百姓称之为“梁伯雄大队”。
从1938年11月至12月建立之初，“梁伯雄大队”就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以抗日救国、保卫家乡、保卫沙田（高产粮区）为己任，明里用国民党军的番号“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暗里打出中共抗日武装九区大队的旗号，带领中山民众在不断杀敌锄奸的战斗中壮大抗日队伍。这样的“白皮红心”状况时长7年。
1945年1月，中共九区梁伯雄大队由中共的抗日武装“中区纵队”转辖“珠江纵队”，番号为“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大队”，现任大队领导都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大队长梁伯雄，政委蔡雄，副政委郑文。
中共九区梁伯雄大队除了坚守九区、坚持抗日外，还全力掩护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配合抗日游击队的活动。由于这支武装力量直接受中共南（海）番（禺）顺（德）中（山）党组织的领导，真抗日，护民众，不打内战，还多次支援在中山的各种抗日武装对日対伪的战斗，因而在中山北部广大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也因此招致国民党右派的极大忌讳。
1945年初，国民党右派军队“挺三”纵队相互勾结，与侵粤日军总部在广州频频策划，终于5月23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协同日伪军部队、土匪部队出动3000多兵员，向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大队进行拂晓合围、突发总攻——猛烈袭击九区大队驻地南头的合益围、坡头沙、孖沙的三个品字形驻地进行大包围后发起进攻。
九区大队奉珠纵司令部的“坚持20小时即有兄弟部队增援”的命令，全体指战员进行了30个小时以上的英勇顽强还击，终因孤军奋战，实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全军覆灭。
此役，由国民党发端，日伪顽匪各部联合围歼中共抗日武装，是继“皖南事变”——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集团军围歼共产党的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在中山的一次再演。
2）上下其手，两面围剿
日伪顽匪对珠纵的两个根据地同时实施“扫荡”
1945年新春开始，日伪军队调动频繁，国民党右派也公开策应日伪军“扫荡”珠江三角洲的中共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
侵粤日军调派第一三〇师团，重兵进驻中山县境内，制定了“扫荡”珠江三角洲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计划。
1945年2月上旬，日军在广州召开绥靖会议，继续对国民党及其军队诱降勾结，策划出动日军、伪军共9000人，对中共抗日武装部队珠江纵队活动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
“扫荡”持续数月，一直到8月日本宣布投降。
（1）敌军第一波“扫荡”：
围剿中山东南部的珠纵根据地五桂山
一直以来，挂着“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中共九区大队，内部有完整的党组织成员担任大队、中队、小队的政委、指导员等职，军事指挥员服从政治委员。
1941年秋，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和指挥部着手调研、开辟中山县东南部的五桂山，拟建立继中山九区之后的又一个抗日根据地。
1942年始，南番中顺指挥部先后将云集九区的挂九区大队下属番号的先遣队、九区大队第二主力中队、九区大队第一主力中队先后进驻五桂山区。
考虑到九区的特殊性，指挥部没有安排九区大队及其四个直属中队（总人数500余人）转驻山上，而是仍驻守九区。
1942年5月初，指挥部将九区转移上山的几支部队在五桂山成立“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下属三个中队，全大队120余人。
后来，1943年9月，指挥部也从禺南地区转移上五桂山区。
在山下的中共九区大队隶属于在山上的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前者是哺育后者的老根据地，后者是前者的再发展。
事实证明，以九区哺育出来的各支抗日武装部队开辟的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使中山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得到扩展（部队发展为“中区纵队”和“珠江纵队”）。也因此，五桂山的敌后游击战使侵粤日军如坐针毡。
1945年5月9日，日军1000多人，伪军第四十三师2000多人和“曲线救国军"1000多人，分兵六路向中山县五桂山区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是为“六路围剿”。
危急情况下，珠纵司令部作出了“隐蔽主力，不与敌正面接触硬碰”的策略。
于是，珠江纵队实行渡江大转移。第一支队的200多人于5月21日从五桂山出发，分乘七艘帆船渡过珠江口海面，转移至对岸的东江纵队根据地。
之后，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又有300多人继续乘船转移至东江。
再后，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分几路由中山、澳门等地将转移人员送到东江或香港。
珠江纵队实行渡江大转移前，司令部另有一令：珠纵第一支队九区大队仍留守在九区，以牵制日、伪、顽、匪各路军队向五桂山的围剿。同时，为保护梁伯雄大队长，于大部队撤退前将梁伯雄从九区大队调往五桂山。
（2）敌军第二波“扫荡”：
围剿中山北部的珠纵根据地九区
上述，在五桂山主力转移东江之前，中共珠江纵队领导指示九区大队要固守阵地、牵制敌军，以减少五桂山根据地的压力。
九区大队接受命令后，疏散了部份非战斗人员（原全队在编人员有504人），留下170名（一说103名，又说120名，还说176名，本文采用170名）进行紧张的战斗动员和战前训练。
当珠纵机关和第一支队转移去东江，留在九区的珠纵第一支队九区大队立时成为日军、伪军、顽军、匪军围攻的重点目标。此间的九区大队孤悬于国民党右派军队“挺三”纵队的腹地，兵力悬殊，情势十分险峻。
而这时，山上的珠纵司令部“出事了”：梁伯雄大队长不辞而别，下山回到九区大队参战。
梁伯雄回到了九区，回到了九区大队，配合正在备战的大队政委蔡雄、副政委郑文一起领导部队随时抗击敌军的围剿。
其实，早在1945年4月间，国民党“挺三”司令员伍藩、副司令员屈仁则以及方岳昭一直秘密地和驻中山的日伪军接触，达成了联合进攻珠纵的九区抗日根据地、消灭九区大队的计划，以实现消灭中共在九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国民党“挺三”纵队还将此计划密电上报。
国民党“挺三”纵队的各支队驻地，有多支驻扎在九区：
——“挺三”第一支队，支队长潘惠（高佬惠），驻守在九区大岗、潭洲至万顷沙一带。
——“挺三”第二支队，支队长吴金（烧猪金），驻守在九区的民众、一区的港口一带。
——“挺三”第三支队，支队长梁自带（自带仔），驻守在九区浮墟。
——“挺三”第四支队，支队长梁正，驻守在九区大黄圃，范围东至金桂盔、细沙皮，与潭洲隔海相望；西至南头一带，常与伪军争夺地盘。
——“挺三”第五支队，支队长由“挺三”纵队副司令屈仁则兼任，驻守在九区和三区一带。
——“挺三”第六支队，支队长萧仇，驻守在九区南部一带。。
——“挺三”第七支队，支队长吴发仔（吴如盛），驻守在七区三灶、大小霖。
——“挺三”第八支队，支队长梁渭祥，驻守在八区的斗门、乾雾一带。
——“挺三”第九支队、第十支队、第十一支队是由“挺三”纵队前司令员袁带的三个护沙大队改编组成的，是袁带的嫡系，也是“挺三”的主力。
——“挺三”民生公司（游击大队），头目休国光，驻守在九区的大岗潭洲一带。
1945年4月下旬，国民党“挺三”纵队司令部集中了七个大队、三个国民党县政府的地方民团大队，以及萧天祥部和梁雄部等国民党游击队武装积极训练、加紧备战。
5月12日，国民党“挺三”纵队司令伍蕃在中山县第三区的鸡笼乡召开反共内战联合会议，所属五个支队的头目全部到会。会议决定联合进攻中共九区大队。
5月18日，国民党“挺三”纵队正式下达围攻中共九区大队的密令：由潘惠、梁正、梁自带、谢云龙各自率部启动包围。
敌军进攻目标：
——第一路，国民党“挺三”纵队的四个大队约千多人，从南头向坡头、孖沙一带（一说从高桥头将军村南岸）向九区大队李郁军中队驻地将军村掘尾涌进攻；
——第二路，国民党“挺三”纵队的两个大队约四百余人，从大窖皮向九区大队梁冠中队驻地低沙六百六围北角（一说向牛角、中沙一带）进攻；
——第三路，国民党“挺三”纵队的两个大队约四百余人，从罗松口向永益、小沥尾、四埒冲口一带向九区大队的大队部进攻。
敌军截击目标：
——日军三艘炮艇参加围剿，第一艘在大生围三星海、第二艘在桂洲水道猪曹涌口，第三艘在南头的大拗海面巡逻，准备截击九区大队从水路突围；
——伪军一个团参加围剿，布防于桂洲尾海边容奇尾海边，准备截击九区大队从水路突围；
——伪军岑华坚中队、黄坚中队布防于妙灵官、观音庙海边一线，截击九区大队向南头大窖、桂洲突围；
——国民党“挺三”纵队各支队的留守部队设防于妙灵宫、观音庙海边一线各河冲沿岸，准备截击九区大队向南头大窖、桂洲突围；
——国民党“挺三”纵队的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约一千人，布防于民众浪网浮墟一带，截击九区大队向五桂山突围；
——国民党“挺三”纵队的三个大队四百余人，布防陈十顷、横门口一带，截击九区大队渡海向宝安突围过东江；
——土匪部队招锡（外号“大瓜锡”）的一百余人分布黄圃张沙尾炮楼、新沙涌口炮楼，新沙海边炮楼，牛岗涌口炮楼，以炮楼为固障截击九区大队突围的各部。
敌军联合命令：
各路兵力必须在5月22日前布防就绪。
5月23日（农历四月十二日）上午8时，完成实施大包围的敌军多路人马共3000多人同时发起总攻，强力突袭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大队驻地——南头的合益围、坡头、孖沙。
3）日伪顽匪，铁桶合围
攻坚战和坚守战同时在九区大队的三个驻地打响
面对敌人重兵压境，中共九区大队已事先疏散和隐蔽了300多名机关干部、非战斗人员和少年战士离开驻地。坚守驻地的170名指战员毫无惧色，奋起迎击，以少敌众，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与敌军短兵相接、浴血奋战。
（1）战斗第一天
5月23日（农历四月十二日）
当天，中共九区大队南头合益围（驻大队部及两个中队）、坡头沙（驻一个中队）、孖沙（驻一个中队）多次将冲到驻地阵地前的敌军击退，毙伤敌军近百人。
袁永回忆：事前已传达敌人将对我军采取行动。当时在将军庙的有我们一个小队，我是班长，小队长是谭惠光，全小队守在六百六（地名）。当天是低沙方向首先响起枪声，国民党军顺着六百六的中心道路一路冲到将军庙来，由于当时天下大雨，将我方的炸药包淋湿，不能引爆，故被敌人包围，我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入围心，自己留守到最后一个，利用当时的地形地貌撤退（回围心阵地）。
（2）战斗第二天
5月24日（农历四月十三日）
敌军大量增兵，三番五次向九区大队的驻地发起越来越猛烈的进攻。
战斗中，大革命时代入党的中共党员、中队长罗若愚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身先士卒，挺身而出，全力组织抗击，并安排党员群众疏散转移。
大队副政委郑文带领一中队同轮番进攻的敌军浴血战斗，与敌激战至下午3时，阵地仍岿然不动。
副中队长梁冠（“内设九区**中队”中队长）率领第二中队战士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终因弹药无法补充被迫撤出阵地。
李郁军中队30余人伤亡过半。
……
孤军作战的九区大队在坚持了三四十个小时之后，武器弹药缺乏，各中队伤亡十分严重且损失日增却没有等到增援，原先上级说好的“坚持二十个小时即有兄弟部队来增援”的承诺已无望，大队部决定强力突围，各部分别撤出南头的合益围、孖沙、坡头沙驻地。
九区大队副政委郑文的警卫员冼荣仔：我们坚持了一天。打到突围时，天黑，大雨，打雷，闪电。乱阵中我冲去找郑文，没找到。遇到蔡雄，他的警卫员牺牲了。
突围中，大队主力和三支中队在实施突围后被打散多处。为了保存力量，边打边撤，一部份转战到江边的九顷围。另一支撤出坡头，撤出孖沙的队伍也有一部份指战员于当日转移到九顷围与大队主力会合。
（3）战斗第三天
5月25日（农历四月十四日）
连续的激战一直持续到上午，边打边撤的大队长梁伯雄率领的大队主力队员一行，撤退到九倾围时，又四面受敌，且敌我双方距离很近，火力非常激烈。多天的连续作战，弹药耗尽无法补充，再撤退的出路全被敌军切断，梁伯雄已腹部受伤，他仍不放下武器，和二十多名指战员同轮番进攻到眼前的敌军浴血战斗。每次在紧张关键时，梁伯雄大队长的警卫员梁七公同志总是挺身而出，紧握机枪狠狠地射向敌人。但由于敌众我寡，战斗中又没有回旋余地，这支弹尽无援的二十多名指战员无一人投降，被冲上来的敌人猛烈扫射，全部壮烈牺牲。粱伯雄牺牲时年仅34岁。
其它几支突围中队和小队被打散后，同样因处于沙田水网地带而没有回旋和隐蔽余地，同样都四面受敌。
梁冠中队的36名指战员经过半天苦战被敌打散和消灭。
九区大队的指战员终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孤军无援而损失惨重，副中队长谭惠光在战斗中牺牲，小队长陈军亮受伤后被俘，还有容丁等同志牺牲，副中队长梁冠等50多名指战员先后被俘。
这场突围战中，全大队指战员只有约一半人冲出重围。
大队政委蔡雄，中队长罗若愚、主力二中队中队长郭苏永（“内设九区大队”大队长）、小队长梁泰猷带领的少数指战员突出重围后星夜撤退。
突围之后的一些零星细节——
大队政委蔡雄在撤退中被打散，只剩他和战士冼荣仔（大队副政委郑文的警卫员）一起泅水脱险。去年冼荣仔向我口述其中故事，惊险。
这天当晚，“内设九区大队大队长”郭苏永（郭苏荣）将剩下的指战员集中了三十多人转移刭窖心村的围心，宣布领导决定：将武器集中掩藏，队伍暂解散，分发路费各人回家以后待机会再通知集中。在分散返家途中，又有三十多名多名指战员被敌人捉去；
容丁、林帜晃等指战员奉命将一批步枪运往吉昌围水闸头掩埋，被敌军梁德寿部发现后乱枪扫射杀害；
地下党积极作为，在中共三九区古镇支部的掩护下，一批部队干部脱险，如蔡雄、邝辉、黄锦滔、苏织、郑念普、邓朝鑑……
陈能杰小队将十六支步枪埋好后，被叛徒王泡仔带敌军黄坚部将武器夺去……
（4）战斗第四天
5月26日（农历四月十五日）
冲出包围的九区大队各部指战员分散隐蔽，一部份转往五桂山区，一部份撤往南海和三水两县之间加入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另一部份转往粤东寻找东江纵队，还有一部份流落各地投亲靠友。
但在26日下午，突围出来的中队长罗若愚等指战员转移途中被九区土匪部队包围。罗若愚不幸被捕。土匪蒋黄两支人马继而包围了罗若愚家，把罗若愚及其家人罗玉球、罗发枝、明姐、琼心、陈芳六人抓走。敌匪还把罗若愚的两个妹妹罗雨娣、罗银娣毒打并用火水（煤油）浇头，威逼她俩供出九区党组织和九区部队武器。罗若愚的两个妹妹罗雨娣、罗银娣被打成重伤，但依然守口如瓶、宁死不屈。日后，被打成重伤的罗雨娣、罗银娣因无钱治伤而惨死。在中共地下党多方营救不成功后，罗若愚惨遭横栏土匪中队长蒋义、石军匪首黄坤元杀害，时47岁。
26日晚，被俘的九区大队副政委郑文在关押期间经刘瑞昌、潘浩去营救无效，被押去黄圃尖峰山下的球场英勇就义。郑文在临刑前高喊“我系抗日锄奸、为国为民，我无罪！”，身受（中）六发子弹才倒下。牺牲时年仅30岁。“郑文是华侨子弟，佢讲香港口音的广州话，佢系1941年春季同罗同志（罗明林）一齐派来九区嘅，罗同志当区委书记，郑文当梁伯雄大队副政委，我系佢嘅警卫员”（2016年采访九区老战士时，冼荣仔的口述）。
至此，珠纵第一支队九区大队的番号被日伪顽匪围歼而整建制失灭。
（5）抗日军属、中共干部家属和红色堡垒户惨遭烧杀抢掠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大举搜捕、拆屋、烧房、抄家、抢劫一空。九区的抗日干部、革命群众、共产党员及军属转移不及的均遭毒手，不少人民群众也备受灾难。敌人疯狂地四处搜捕杀害九区大队冲散的战士及地下党的同志，扬言“谁若收藏共匪等住全家问罪”。还有一队敌兵是专门搜捕大队长梁伯雄家收留抚养原中山县委负责人徐云和梁绮卿夫妇的四岁儿子“海仔”（钮海宁）的，他们逼迫孖沙全村人交出“海仔”，否则“烧光杀光孖沙！”梁伯雄大队长的家人抱着“海仔”躲到外地流浪讨饭。据不完全统计：
被国民党军通辑的有陈军凯等；
被国民党军抄家、拆屋的有：陈军凯家、冯连枝家、苏志家、陈松家、陈能杰家、吴观有家、冼荣仔家、郭苏永家……等；
被国民党军抄家的有：吴添带家、吴勤仔家、吴奀和家、梁佑胜家、梁就胜家、黄鸿和家、梁义兴家、梁伯添家、梁垣胜家、罗若愚家、梁开枝家、梁伯雄家、梁七公家、梁建荣家、梁垣友家……等。
被国民党军烧家的有：九区大队驻地——合益围的四十三户群众的家因处于战斗地点，全部被国民党军烧光。
因被国民党军抄家、拆屋、烧屋而无家可归，被迫流落外地的有：陈军凯家、冯连枝家、吴奀和家、吴勤仔家、梁伯添（梁伯雄弟弟）家、梁佑胜家和梁根胜（梁根兄弟）家、郭建有家、陈润家、郭苏永（郭苏荣）家、岑玲家、黄就胜家、黄锡和家、梁建荣家、梁垣友家、谢丽群（谢励群）家……等。
（6）九区群众不顾自身安危保护九区大队指战员
时任中共九区工委书记王灿回忆：
九区的梁广盛全家掩护我们全家安全转移到黄圃，再和建叔（梁建荣）从黄圃转移到容奇，接着过到东江找到珠纵第一支队政委梁奇达同志。要知道，“九区事变”那几天，敌人疯狂地四出搜捕杀害我们部队冲散的战士及地下党的同志，扬言“谁若收藏共匪等住全家问罪”。
由于有坏人举报，对日前曾为部队送过粮食物资的群众受到抄家、严刑拷打，甚至还有的敌兵乘机敲榨抢夺，抄了一些城隍会（中共群众组织）骨干的家，有的群众骨干被追捕。在这样极端恐怖的日子里，这些群众大多无怨无悔，也没有害怕，反而增加了他们对伪敌的憎恨。更难能可贵的是，九区的群众不顾自身的安危，千方百计帮助被困的外来（非九区籍贯的）同志转移到安全地方。低沙群众赵桂心姐妹俩，在枪林弹雨中带着外来同志张兰、陈秀球、刘明等六位同志到桑基鱼塘边掩蔽，后来又用小艇将产期将近的张兰（注：九区大队副政委郑文的夫人）送出封锁线转移到容奇海尾。县区党的负责人罗光连同志在“四·一二”前夕来九区工作（来和吴奀和、王灿、梁佑胜开九区区委会议），接到敌情后，拟经黄圃再转移到顺德。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到黄圃后，顽敌已重重封锁全镇，无法转移，幸而遇上谢颜仙（原中共九区妇女协会主任谢励群的妹妹）冒着风险，把罗光连书记掩蔽在她家的柴房里，以柴草遮蔽身体，并且照顾其生活及做好放哨与必要的呼应急等工作。三天后，局势逐步缓和后，罗光连才得以安全转移。
在战斗中，有些突围出来的战士，走到基本群众家，要求帮助他们摆脱敌人的追捕，低沙的赵园心毫不犹豫地帮助这些战士转移到安全地方。
突围中，有些战士牺牲了，无人收敛尸体，地下党同志在群众的协助下，给予安葬。低沙吴有好一家，就是这样不顾安危，运走烈士的遗体，让地下党同志派人安葬。
“九区事变”后不久，有些中队的领导骨干仍未脱险，在已经转移到东江的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政治委员梁奇达同志立即增派刚转移到东江的谢励群同志返回九区，营救小队级以上领导骨干出险，转移到东江这边归队。谢励群奉命回到九区后营救小队级以上领导骨干，她母亲吴六姑和其他群众废寝忘食、不畏危险、不怕困难、四处联系。结果，大队副陈军凯、中队长郭苏荣、中队长冯连枝、老党员梁建荣，均一个接一个地联系上了，其中郭苏荣和梁建荣被护送到东江归队。
九区大队的老战士崔就胜于2018年6月23日向来访的珠纵后代回忆：“在四一二事件后，我们四人 (冯连枝，陈松带，郭苏荣，崔就胜）游水过海，就是在刚才讲四一二战斗故事的地方上岸，当時又冷又饿。幸好黃庆仕父子带着衣服和番薯来给我们四人！”
解放后担任佛山市副市长的王灿为之感慨：九区的群众是多么好的群众，他们为了革命事业不顾个人的安危，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四·一二”事件如果没有群众这样无私无畏的支持，我们党的损失会更大，在革命中（的）九区群众的英雄事迹，应载入光辉史册。
图1：黄庆仕，原九区南头的红色堡垒户，他说“九区事变”那几天，主战场就在他家的海对面，他和几位村民躲在海边的草丛里，只要对岸有九区大队的指战员泅水过来，他也不顾敌军射来的密集子弹，冒着生命危险在海边将泅水过来的指战员接回家。
（注：原九区处在珠江口的江海沙田区域，当地的民众称此地江面为“海”）
（7）被捕和牺牲的珠纵第一支队九区大队指战员
“九区事变”被捕的指战员有：
梁冠（副中队长，“内设九区**中队”中队长）、梁义兴（副中队长）、梁开枝、黄金胜、梁伯添、梁华善、黄锡和、袁永、吕胜、李盛邦、容国全、陈文直、李城、黎？辉等50多名。
其中，在战斗中突围的海洲籍指战员张德浩（中共党员、小队长）、黄炳、廖国培、叶池润、袁元养、苏能根（中共党员）、陈新财……在回乡路上混在一群逃难的群众中出走，或回到家里隐藏，但被区乡政府命令集中自首，幸得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山县第三区海洲乡乡长袁世根的转移或出面担保，从而保护了一批九区的革命青年，留存了抗日武装的指战员。
梁冠（副中队长，“内设九区**中队”中队长）之子罗国雄:我母亲刘兆容（刘明）当时也在九区，将张兰阿姨护送出包围圈后，我母亲等也不幸被捕。
“九区事变”牺牲的指战员有：
梁伯雄（大队长）、郑文（大队副政委）、罗若愚（中队长）、谭惠光（副中队长）、梁七公（小队长，一说是梁伯雄警卫员）、何军亮（小队长）、陈坤仔（战士，原名陈太来）等38名（一说24名）。
牺牲人员的名单未能全示，这也证明了当时的战斗程度激烈和战斗环境恶劣，指战员们在决不投降、拼命到底的非常状态中已没有时间考虑“交代后事”。
（8）关于梁伯雄“不辞而别潜回九区”
对于前述梁伯雄在珠纵司令部调其上五桂山后不辞而别潜回九区，当时部队内部有两个说法：
推测之一，他不能安心坐在五桂山上而远离自己担任了七年大队长的九区大队，他不愿远渡东江而与正处于险境的九区大队战友们分隔两头，于是悄悄下山潜回九区，回到九区大队的战斗岗位上。
推测之二，梁伯雄因为长期在国民党军“挺三”纵队番号下担任“第三大队长”（即暗中的中共九区大队），不得不与其正副司令官袁带（前）、伍藩（后）、屈仁则以及土匪武装部队头子们周旋，学会了抽大烟。梁伯雄不告而别悄悄下山是烟瘾难忍，回九区去抽大烟去了。
后来，事实上，在“九区事变”惨烈环境中誓死“三不”——不谈判（他与围攻大队部的敌军高级军官平时都是熟友）、不投降（面对三千之众的敌军毫不畏惧英勇战斗）、不叛变（他带领大队部主力突围的全体人员忠于部队忠于党）的梁伯雄——壮烈牺牲在沙田九倾围战场上，一切对他的诬陷和流言都在他为国捐躯的鲜血下随风飘去。
（9）彼时舆论呼声：九区梁伯雄大队是抗日最坚决的部队
5月25日，《抗战报》发表社论，标题为《论反动派投降日寇打内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残杀抗日军民的罪行，号召抗日军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争取胜利。
6月初，《抗战报》撰文悼念九区大队的大队长梁伯雄，痛斥反动派。文章指出：九区梁伯雄大队是爱护人民，抗日最坚决的部队，便招致反动派的仇恨，要消灭之而后快，社会人士聆闻此一噩耗，无不发指。国民党反动派这种惟恐帮助敌人不足，梦想将一切真正抗日力量消灭而后快的内战罪行，将成为千古罪人。
6月8日，珠纵第一支队连续发表文章，题为《国民党反动派有何道理要勾结敌伪进攻抗日军民，抢掠、屠杀、焚烧!》和《民利公司（编者注：即国民党“挺三”纵队）不应该配合敌伪进攻梁伯雄大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敌伪、破坏抗战、残杀抗日军民、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和事实。文章号召全中山抗日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敌，争取胜利。
4）多方境际，内外因素
“九区事变”的局势及其背景
研究“九区事变”的源爆，是一个统观文献、综合分析和据实判断的过程。
1945年5月发生“九区事变”事件，究其原因有四：
一是中共九区大队的军纪作风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怀疑和注意；
二是日军为防御美军登陆，遂集中兵力在沿海扫荡中共地方武装；
三是国民党“挺三”纵队从联共抗日走向联寇反共；
四是珠纵司令部命令九区大队留驻九区，以减轻五桂山部队反围剿的压力。
局势及背景（1）
中共九区大队的军纪作风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怀疑和注意
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挺三”），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为适应抗战情况，运用游击战术在敌后活动，捕捉战机配合正面战场国军作战的军队。其组织系统和活动地域，是居于珠三角的中山、顺德两县的全部，鹤山县大部，新会县一部；四个县抗战军事上的指挥直属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配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四军。
实际上，“挺三”纵队是一支兵匪不分的组织，尽管他们也标榜“抗战自卫”，他们组织的“民利公司”及其委员和常委，都是由“挺三”纵队的司令员及支队长充任。主要从事四方面活动：
一是包烟庇赌，走私缉私；
二是强收禾标及“保护费”；
三是在河道建立关卡，勒收行水；
四是配合国民党政府迫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
而和“挺三”纵队各支队各大队相邻并驻，自1938年秋冬徐云创建始至1945年春夏梁奇达继管下，中共九区大队虽然挂着国民党“挺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番号，但部队纪律严明，营区生活纯朴，能与九区民众同甘共苦。
这样的相比，九区大队的军纪作风与邻地的国民党右派军队“挺三”纵队属下各支队有着天壤之别，由是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怀疑和注意。
后来，国民党右派确认九区大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反动的“挺三”纵队为了消灭共产党的抗日武装队伍，便勾结日军和伪军，集中军事力量对付中共九区大队。
1945年春，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军之间互相勾结，进一步密谋进攻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共抗日武装部队。
1945年5月12日，国民党“挺三”纵队司令伍蕃，伙同流亡到鹤山的中山县县长方岳昭在三区的鸡笼乡(今东升镇)召开反共内战联合会议，决定联合进攻中共九区大队。
中共珠江纵队的第一支队（驻区在中山）和第二支队（驻区在顺番）为此先后发表文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人民抗日武装的阴谋，指出“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枪口应一致对外”。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意孤行，阴谋见诸行动了。
局势及背景（2）
日军为防御美军登陆，遂集中兵力在沿海扫荡中共地方武装
1945年初，苏美英盟军分别逼近德国本土，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即将土崩瓦解。
为挽救败局，日本决定在本土及中国、朝鲜等占领区的防御体系，准备与盟国军队决战。
在华南，日军为确保广东及赣南占领区，尤其是防御美军在闽粤沿海登陆，遂集中主力在沿海口岸进行对美作战前的准备。
局势及背景（3）
国民党“挺三”纵队从联共抗日走向联寇反共
1945年2月5日，日伪军在广州召开绥靖会议，决定继续对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采取进攻消灭、对国民党及其军队采取诱降的策略。
在国民党反共日趋猖獗的情况下，国民党“挺三”纵队从联共抗日走向反共，与日寇的伪军第四十三师合流，酝酿扑灭共产党领导的中山抗日武装。
1945年初，日军调派第一三○师团重兵进驻中山县境内，制定了“扫荡”珠江三角洲平原（中山九区抗日根据地和番禺南部即禺南抗日根据地等）和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计划，出动日军一部、伪军第四十三师各部(9000兵力)突然向岐关公路东西两路段集结。伪县府也命令全县的伪联防队原地集结待命。
此时，一些既挂国民党招牌、又领伪军番号的“曲线救国军”，如既挂国民党“挺三”暂编第六支队长、又是伪县护沙大队第七中队长的萧天祥；如既是国民党“挺三”第三支队第五大队长、又是伪县府第四区联防中队长梁雄，他们也迅速集结待命。
也在此时，国民党“挺三”纵队司令伍蕃和副司令屈仁则、方岳昭等也聚集在石岐市，与日军、伪军勾结，商定联合围剿中山抗日军民的计划，并密电上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照会挺进四纵队司令伍观淇。
“挺三”纵队司令伍蕃命令下属五个支队，按每个中队抽调一个小队的要求，迅速到中山县第三区鸡笼乡集中作战前训练;中山县政府的钟汉旺、雷雄、冼惠泉三个民团大队在石鼓挞和槟榔山之间集结，积极准备策应日伪军对五桂山游击区和各地抗日游击队的“扫荡”。
1945年5月12日，国民党“挺三”司令伍蕃在第三区鸡笼乡召集所属五个支队的头目开会，部署联合进攻中共九区梁伯雄大队。
1945年5月18日，“挺三”司令部正式下达围攻梁伯雄大队的密令:由潘惠、梁正、梁自带、谢云龙等集结3000余人，分四路进行围攻：
第一路从南头向坡头、孖沙一带进攻；
第二路向牛角、中沙一带进攻；
第三路向永益、小沥尾、四埒涌口一带进攻；
第四路由各支队留守部队设防于各河涌沿岸准备截击。
各路兵力于5月22日前布防就绪，5月23日上午8时同时发起总攻——于是，中山的“皖南事变”发生。
局势及背景（4）
珠纵司令部命令九区大队留驻九区以减轻五桂山部队反围剿的压力
我查到有文献提供这样的叙述——
1945年5月，日军、伪军、顽军的联合大“扫荡”中，驻扎在九区南头的九区大队也当然成为重点目标。
早在1944年冬，中共珠江纵队已从情报中意识到国民党顽固派将要发动围攻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大队的企图。珠纵第一支队为此专门作过一些应变的准备，曾派地下党组织的郑永晖同志到“挺三”的屈仁则处、梁自带处开展统战工作。
中共珠纵司令部也非常关心这支孤悬在国民党“挺三”部队腹地的队伍之安危，司令员林锵云、副司令员谢斌及第一支队政治委员梁奇达、政治处主任杨子江先后来到九区大队各部，反复分析情况，研究应变对策。
珠纵第一支队曾向司令部提出将该队伍转移到五桂山。而司令部个别领导人认为九区社会情况虽然相当复杂，但在地理位置上都是五桂山区通往南、番、顺乃至中区、西江的交通要道，一定要保住这个地区。因此命令九区大队仍坚守九区驻地。
地理位置上，九区确实是五桂山区通往南海、番禺、顺德乃至粤中、西江的交通要道。因此，有上级领导（有说是珠纵副司令员谢斌同志）认为留下九区大队坚守原地很重要：
一是保住这个地区，为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减压”的战略意义重大。
二是九区大队仍留驻九区可以牵制日、伪、顽、匪各路军队向五桂山的围剿，分担和减轻五桂山部队反围剿的压力，可使珠纵司令部机关和第一支队顺利转移到东江。
老战士梁志刚回忆了九区梁伯雄大队为何没能提前撤退的问题——
打还是不打？当时部队党委争论不休，最后请示珠江纵队司令部。司令部指示一定要打：“唔打局面打唔开，只要坚持二十个小时就得咯。兄弟部队来支援，中山北部就全部解放咯”。（大队领导）梁伯雄、蔡雄、郑文、（郭）苏荣等同志接受司令部指示，坚决抗击来犯顽军。
有文献说，珠纵鉴于1945年初已获得日军、伪军、顽军的联合大“扫荡”的情报，珠纵党委意识到“扫荡”前夕的形势已非常严峻，指示九区大队要钳制敌人，减少五桂山的压力。
据此，珠纵第一支队领导指示九区大队采取一些应变措施，并立即实行队伍轻装，动员小鬼队员(年纪小的队员)和家属暂时离队回家，只留下精悍的战斗人员176名（一说103名，又说120多人），进行战备教育和战前训练以提高战斗素质，与五桂山部队共同商定了严阵以待的应变措施，密切监视敌人行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并安排大队长梁伯雄转移到五桂山东面的崖口，但梁在崖口只待了一个星期，便擅自返回九区大队驻地。
另，本文搜集到文献对九区大队未能撤退的评论多达五六个，综合如下：
——“早在1944年冬，珠江纵队已从情报中意识到国民党顽固派将要发动围攻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九区梁伯雄大队的企图。珠纵第一支队为此专门作过一些应变的准备，曾派郑永晖到屈仁则、梁自带处开展统战工作。珠纵司令部也非常关心这支孤悬在挺三腹地的队伍之安危，（司令员）林锵云、（副司令员）谢斌及一支队领导（政委）梁奇达、（政治处主任）杨子江先后到过九区部队，反复分析情况，研究应变对策。第一支队曾向司令部提出将该队伍转移到五桂山，而司令部个别领导人认为九区社会情况虽然相当复杂，但在地理位置上都是五桂山区通往南、番、顺乃至中区、西江的交通要道，一定要保住这个地区。因此，命令九区大队仍坚守九区驻地”——原珠纵第一支队领导如是说：由于九区位置非常重要，这支孤悬在挺三腹地的队伍一定要坚守九区驻地。
——“珠江纵队领导指示九区大队要固守阵地，以牵制敌人，减少五桂山（游击）区的压力，九区大队接受命令后，疏散部份非战斗人员，留下170人进行紧张的战斗动员和战前训练”，2014年，《珠江纵队图志：珠江纵队大事年表》明确指出“九区事变”是九区梁伯雄大队执行司令部关于“要固守阵地，以牵制敌人，减少五桂山（我军驻）区的压力”而做出战略贡献的。
——“是役由于上级领导对内战形势估计不足，部署战斗任务有失误，致使九区大队严重受挫”，2010年，中山市党史办的著书对“九区事变”的评语。
——“珠江纵队方面事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阴谋估计不足”，2006年，银铠在中山政协《中山文史(第23辑)》上对“九区事变”的评语。
——时任九区大队班长袁永：我们是一个小队，共三十几人，谭惠光任小队长，战斗前一晚就收到消息，“挺三”纵队要对我们全面动手，国民党军广东省司令部作出了部署，要在抗战胜利结束前把我们的中共抗日游击队全部消灭。由于蔡雄（时任中共九区大队政委）当时不相信国民党会消灭我们，这位领导同志之前去“挺三”做统战工作时与各方友军头目的交谈时看到情况都很正常，大家见到面都是揽头揽脖的，所以没有及时将部队撤到古镇（那里是三县两区的交汇边区），结果令敌人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损失惨重。
二，九区大队之前世
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的九区武装建设
“七七事变”后，位于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以及于1938年4月18日 成立的新一届中共广东省委在临港区域建立了潮汕中心县委、东莞中心县委、中山中心县委，意在这几个地区加强党的抗战领导。于是，中山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徐云在区委和中心县委里不断强化这一信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已于1937年8月25日取得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番号（简称八路军）；于1937年10月2日取得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番号（简称新四军）——我们中山和九区也要争取领到番号！时任中共九区区委书记梁仕坤用这句话概括徐云的九区建立武装的意图：“领他们的饷，做我们的事”。
在九区统一了党内意见后，徐云于1938年9月向中共中山中心县委书记孙康做了请示汇报。孙康表示早有此意。于是11月中旬，中共中山中心县委在石岐市民生北路“太原第”召开中心县委会议（史称第一次武装工作会议），确定中山的工作中心是准备应付战争的来临。在这次会议上，徐云代表中共中山九区委员会提出一个以领取国民党地方部队番号，建立由区委掌握的抗日武装部队的计划。县委研究后立即批准这项计划，并强调要“挂国民党招牌，办共产党的事”。
左起：孙 康 李国霖 梁奇达 徐 云 梁绮卿 黄峰 林锵云和林锋
图2：中共中山中心县委于1939年4月9日至12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
出席者（左起）：
县委书记孙康；
县委副书记李国霖；
县委组织部部长梁奇达；
县委宣传部部长徐云；
县委妇女部部长梁绮卿；
县委青年部部长黄峰；
以及九区区委班子等人。
此次会议还特别邀请了中共南顺工委书记林锵云、中共澳门工委书记林锋等负责人列席会议。
主管九区军政工作的徐云在会上作了建立县委直接领导的武装部队的经验和发展计划的报告。
1）白皮红心
九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及其特殊性
中山县第九区既是一个国共两厢长期相处、又是匪商分合长期交杂的地区。
九区这个区域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自1924年就合作开发农民革命运动的地方。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广东省最高领导人谭平山和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最高领导人廖仲恺共同到九区发动农民运动。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4·12事变”后，国共两党分裂，九区中共组织和党员被国民党军队反复追杀，中共领导的农军被血腥镇压。
（1）打下党组建设和武装建设的基础
白色恐怖之下，曾设在九区的中共中山县委和中共九区区委，以及后来县委和区委合并的中共九区特委，几经复活又几经破坏而停止运作乃至全体消失。中共南委遂于1937年1月派中共香港市委的党员钮昭（掩护工作名钮大华、徐云）到九区，重新恢复了大革命时代一批中山党组织的县委级负责人和区乡党干梁仕坤、梁建荣、罗应元、梁伟文、罗炳辉……和农军领袖陈军凯、罗若愚、冯连枝……等人的党籍，他们都是亲历白色恐怖和领导过革命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的二十年代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员。
同时，为打下建立中共中山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中共九区区委直接指挥的抗日武装部队，首先要使党建工作走在前头。徐云发展了吴奀和、吴敬和、吴瑶珍、谢丽群（谢励群）、卢添有、梁林胜、梁祐胜、何池佳、梁伯雄、吴二根、吴执其、吴梓硕、黄志军、陈裕恒、梁文枝、梁二兴、黄锡和、黄就胜、冯基仔、黄志军、刘庆、冯五带、冯六女、卢满、卢八女、冼庚、卢再、杨晚、林财、罗润根等进步青年和农民知识分子入党，在九区建立了八九个党支部，其时号称“八大支部”。
1937年12月，设在香港的中共南委负责人薛尚实对回港汇报工作的徐云作出要在九区组建我党武装的指示、及后再经于1938年新成立的中山中心县委（省委委员兼中心县委书记孙康，中心县委副书记李国霖，后任中心县委书记梁奇达）专门会议批准，中心县委委员徐云带领九区区委领导班子以进步乡贤的面目到设在黄圃的国民党第九区政府领取到一个可公开举旗抗日的番号。“乡贤”，是民国乡村中品德及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在九区，香港来的新型学校教师“钮先生”、本地私塾“伯雄先生”名冠四乡。
与徐云领到地方部队番号的同时，孙康也于1938年底在县府领了个番号，成立了一支不脱产的群众抗日武装——“中山县别动大队”，孙康本人亲任大队长，中共党员欧晴雨（后脱党）、缪雨天任副队长。
（2）九区大队的番号及其演变
中共九区区委领取的第一个番号是黄圃（九区首府）“黄礼别动大队”部队下属的“别动小队”。徐云任命由他介绍入党的青年人、本地私塾先生梁伯雄同志担任小队长（国民党九区党部不知道梁伯雄是中共新党员），始称“梁伯雄小队”。
经徐云发动九区全体共产党员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小队发展为“梁伯雄中队”，人员发展到两百多人枪。但是，再发展下去的话，“黄礼别动大队”就容不下“梁伯雄大队”了。
经与总部设在九区首府黄圃的“民利公司”（国民党中山顺德抗日游击队的对外掩护之名称）任正副指挥的潘惠及梁雄商洽、谈判，遂使梁伯雄中队从黄礼的别动大队转投潘惠，升格为大队编制,番号是“民利公司”梁伯雄大队。
未久，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司令袁带派副司令屈仁则到九区收编抗日游击队，将“民利公司”改组，编入国民党部队番号，梁伯雄大队也随之取得新番号：“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简称挺三）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得此番号，九区大队建立起由中共中山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中共九区区委直接指挥的三百人枪的武装部队。部队先后在牛角、卫民、阜东、南强、阜南、大有、丰联等地建立起隐形的中共九区抗日根据地网点。
1940年下半年后，否定中共中山中心县委工作而新成立的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和指挥部，安排了外区多支游击队都进入了刚被否定的红色九区，在被否定的番号为国民党“挺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即中共九区大队番号下隐蔽、生活、训练和运动，九区再次成为中共抗战基地； 南番中顺 中心县委书记罗范群和中山县委书记陈翔南也长期在九区“安寨”，罗范群安置了夫人住在九区主管南番中顺四县妇女工作，陈翔南在九区开了一家“陈翔南咸鱼店”；两年之后，在九区大队的全力支援下，有数支九区游击分队于1942年转移发展至五桂山，进而于1944年的年底后建立了中共华南抗日武装的两支主力部队——中区纵队和珠江纵队。
这就是中共九区大队“挂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共产党的武装”的白皮红心历史和功绩。
2）两次“横门保卫战”
国共合作抗战促进中共中山中心县委发展
1939年7月至9月，日军先后两次从海上向横门水道入侵中山。经惨烈争夺，中山县军民击退登陆日军。此两役，史称“两次横门保卫战”。
（1）第一次横门保卫战
1939年7月24日，日军出动200多人在飞机、火炮掩护下向横门沿岸登陆。国民党中山县守备总队三个大队九个中队的官兵奋力抵抗。第一次横门保卫战打了8天，击退了全部登陆日军，日军伤亡近100人。
（2）第二次横门保卫战
1939年9月2日至20日，日军以海陆空部队再犯横门。9月13日，敌兵千余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进犯三仙娘山。国民党守军与之激战14天，击退了全部登陆日军，日军伤亡200余人。
（3）中山地下党以群众组织面目联合县府抗击日军入侵
其时，两次横门保卫战中，都是中共中山中心县委发动全县人民起来支持倾向抗日统一战线的国民党中山县府及其武装部队的国共合作抗日的两次胜利，也是侵华日军在华南登陆战仅有的两次失败。
这里所说的“中共中山中心县委发动全县人民起来支持倾向抗日统一战线的国民党中山县府及其武装部队”，不是中山中心县委公示以中共身份公开出面，而是出面的全是非中共组织然而又都是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
——全面统筹、指挥全县抗日先锋队、全县妇女协会所号召起1000多名青年组成的宣传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慰问队、后勤队的“中山县横门前线抗日支前指挥部”，正是中共中山中心县委的领导人，指挥部正指挥孙康（公开身份：教师；地下职务：中共中山中心县委书记），指挥部副指挥徐云（公开身份：教师；地下职务：中共中山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指挥部组织部长叶向荣（公开身份：教师；地下职务：中共中山中心县委委员），指挥部宣传部长阮洪川（公开身份：教师；地下职务：中共中山县小学教师支部书记）和指挥部总务部长欧初（中共中山县委培训班学员、中山县抗先队队员）。
——参援保卫战的中山最大的青少年组织“中山县抗日先锋总队”（各区有分队，全县有数千人），幕后指挥就是梁奇达（公开身份：教师；地下职务：中共中山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台前指挥是由中山抗先总队党团书记叶向荣（公开身份：教师；地下职务：中共中山中心县委委员兼一区区委负责人）和抗先总队副总队长阮洪川（公开身份：教师；地下职务：中共中山县小学教师支部书记）领导的。
——参援保卫战的中山最大的妇女组织“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协会在一区、四区、五区、八区、九区设有分会，人数达1000多妇女，幕后指挥就是由梁绮卿（公开身份：民国南洋富商梁作彬之女；时任中共中山中心县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台前指挥是由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副会长刘紫云（公开身份：教师孙康的夫人；中共地下党员）和谢励群（掩护名四妹，公开身份：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九区分会主任；时任中共中山县委机关“太原第”工作人员）领导的。
——参战部队中，两次保卫战都有由中共中山中心县委（首任书记孙康指挥第一次横门保卫战；继任书记梁奇达指挥第二次横门保卫战）在幕后直接领导的、中心县委负责武装工作的徐云直接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即中共九区大队参战，下属三个中队分别在前线参战及在沙田水网巡逻；还有参战的国民党中山县守备队第九中队（中共中山中心县委书记孙康任该中队政训员）；以及横门保卫战爆发后，由中共第四区区委从各乡抗先队内抽调进步青年组织起来的“集结中队”，中队政治指导员谭福鑫（掩护工作名谭桂明，公开职务：教师；地下职务：中共四区区委书记），中队长欧晴宇（中共地下党员），副中队长杨木（杨恩桂，中共地下党员），副小队长谭光耀（中共地下党员），配合国民党中山县守备队抗击日军登陆；……1939年10月上旬，日军一度侵占石岐(仅三天时间)，并派海军舰艇沿横门水道、鸡鸦水道等地直犯九区。中共九区区委领导的九区大队在鸡鸦水道沿岸布防，埋伏在罗松、吉昌一带设置障碍，拦截敌艇，声东击西，袭击敌人。经过三天战斗，日军舰艇全部撤退。九区大队首战建功，受到九区民众赞扬。
两次横门保卫战和石歧保卫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军不可战胜”的嚣张气焰，拉开中山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
3）国共合作抗战受滞，
九区大队被“清查”、“干部站队”
原本，由中共幕后推动和联手国民党县政府发动的全县人民同仇敌忾参加抗战的形势大好；但是，两次横门保卫战胜利后，中山的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后院起火”：
——视横门保卫战为联共统战的国民党右派“处分”了“左倾”的主张联合抗日的中山县县长张惠长……
——接管中山中心县委的中共西南特委（后称中区特委）书记“处分”了“右倾”的中山中心县委书记孙康……
继而，那位特委书记和新任县委书记全面否定中共中山中心县委的抗战工作及中高层干部，对全县原各级党组织进行“整顿甄别”（时称清党）。
其时，全广东省党员最多、人枪最多的中山，全县500多名党员被清除的过半数以上。各区武装被解散。孙康的“余党”李国霖、梁奇达、徐云、梁绮卿、叶向荣等一干县委委员连带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被停职撤职调离审查，中山党组织遭受重大挫折而停止抗战活动……
未能避免的是，九区党组织是被新县委清除的重点，九区武装部队被清查、清除、解散并停止了活动。中共九区区委里一批徐云的“余党”、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特委、县委、区委、村委的各级党干梁仕坤（梁坤）、冯连枝、陈军凯、罗若愚、罗炳辉、梁建荣、梁财宽、梁瑞生、吴梓硕、梁顕……等同志全部靠边站，九区大队也一度被迫停止运作、大队的军政干部和党群干部（地下党领导者）梁伯雄、陈特、吴奀和、杨日韶、郭苏荣、梁佑胜……等同志被全部清理、重新站队……
中山县的国共双方合作抗战的工作停滞了。
1940年3月7日，日军再次攻陷石岐市，中山县境沦陷。
之后，多届的中共中山县委，再也没有做出孙康时代组织建设和全民抗战业绩高居广东各地之首的势态了。
之后，原计划实施的徐云拟以九区大队的盛势联盟国民党广州市区游击队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徐云时任该支队司令员吴勤的代表)的先合后融的扩军计划再也没能实现了。
三、中共九区大队“户口簿”
1938年12月至1945年5月，中共九区大队有过六次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重要变更，本文借用“届”的次第来分别记录。
左起：梁伯雄 徐 云 陈军凯 陈 特 罗若愚 冯连枝 蔡雄 杨日韶
图3：于1938年12月初建立小队、中队，1939年3月完成大队建制的“首届”九区武装部队的中共主要军政干部（左起）：
大队长梁伯雄（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副大队长徐云（中共中山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心县委主管九区军政事务）；
副大队长陈军凯（中共九区农会负责人）；
中队指导员陈特（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中队长罗若愚（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中队长冯连枝（中共九区农会负责人）；
中队指导员蔡雄（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大队副官兼中队指导员杨日韶（中共九区党员）。
1）“首届”中共九区大队的干部任职
时长：1938年12月至1940年6月，期间有任免变动。
1939年3月后，以孙康为书记的中共中山中心县委一直将“梁伯雄部队（小队-中队）”定为全县重点武装，中心县委分工主管九区军政工作的徐云再次促使“梁伯雄部队”升级——正式取得“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部队番号，简称“挺三” 梁伯雄大队，在九区公开进行抗日活动。
（1）干部对外公开任职
九区大队大队长长 梁伯雄（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
九区大队副大队长 钮大华（即徐云，公开职务：九区浮墟联校教师）
九区大队副大队长 陈军凯（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
副官 杨日韶（中共党员）
第七中队 中队长郭苏永（郭定华，中共党员）
第八中队 中队长冯连枝（中共党员）
第九中队 中队长吴二根（中共党员）
（2）对外保留农民自卫队番号的直属中队
——抱沙乡抗日自卫中队（九区陈军凯中队）；
——大有乡抗日自卫中队（九区冯连枝中队）；
——石军乡抗日自卫小队（九区罗若愚中队）；
——牛角沙农民自卫中队（九区吴二根中队）；
——民国中山县第九区“模范独立大队”（九区梁流发大队）。
（3）中共党员在部队职务
中队指导员陈特（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蔡雄（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杨日韶（中共党员）等。
（4）部队党群（地下党）负责人
徐云（代表中心县委主管九区军政负责人）
梁仕坤（中共九区区委书记，前期）
梁伯雄（中共九区区委书记，中期）
吴奀和（中共九区区委书记，后期）
梁建荣（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
（以上军政群干部名单及职务收集不全）。
大队部设立在牛角沙，即现今的卫民村。
2）“第二届”中共九区大队的干部任职
时长：1940年6月至1941年8月，期间有任免变动。
1940年6月后，由中共中山县委（时任书记梁奇达）转为由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时任书记罗范群）领导的九区梁伯雄大队，对外仍沿挂用“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 的部队番号，简称“挺三”梁伯雄大队，或“民利公司”梁伯雄大队，在九区公开进行抗日活动。
（1）干部对外公开任职
九区大队长 梁伯雄（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
九区大队副 陈军凯（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
副 官 卫国尧
书 记 欧 初
第七中队长 冯连枝
第八中队长 郭苏永
第九中队长 吴二根
新建小队 小队长郑刚拔
（2）对外保留农民自卫队番号的直属中队
——抱沙乡抗日自卫中队（九区陈军凯中队）
——大有乡抗日自卫中队（九区冯连枝中队）
——石军乡抗日自卫小队（九区罗若愚中队）
（3）中共党员在部队职务
中队政治指导员 卫国尧
中队政治指导员 蔡雄
中队政治指导员 杨日韶
新建小队党代表 欧初
（4）部队党群（地下党）负责人
吴奀和（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王灿（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梁佑胜（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梁建荣（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
（以上军政群干部名单及职务收集不全）。
大队部设立在牛角沙，即现今的卫民村。
3）“第三届”中共九区大队的干部任职
时长：1941年8月至1944年1月，期间有任免变动。
1941年8月后，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和南番中顺游击指挥部（正指挥林锵云）领导的九区梁伯雄大队，对外仍沿挂用“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部队番号，简称“挺三”梁伯雄大队，或“民利公司”梁伯雄大队，在九区公开进行抗日活动。
（1）干部对外公开任职
九区大队长 梁伯雄（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
九区大队副 陈军凯（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
副 官 卫国尧（军事兼统一战线工作）
第六中队 中队长杨日韶，中队副罗章有；部队驻牛角沙。
第七中队 中队长郭定华(郭苏永)，中队副王鎏；部队驻石军沙。
第八中队 中队长冯连枝（九区大有乡和孖沙乡的自卫武装）。
第九中队 中队长吴二根（九区牛角乡的自卫武装）。
九区罗若愚中队 中队长罗若愚（石军乡抗日自卫队）。
（2）中共党员在部队职务
第六中队（内称“九区第一主力中队”）党代表 谭桂明
第六中队（内称“九区第一主力中队”）政治指导员 杨日韶
第七中队（内称“九区第二主力中队”）党代表 欧初；部队驻石军沙。
第八中队长 党代表陈特；部队驻大有乡和孖沙乡。
第九中队长 党代表陈特；部队驻牛角乡。
（注：上述的第六中队（内称“九区第一主力中队”）、第七中队（内称“九区第二主力中队”），或是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用以区分与原中山中心县委建立的九区大队序列不同）
另有：吴孑仁，中共党员，中山九区大队第三中队指导员（源自中山火炬区党史人物（三）：《吴孑仁——五桂山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领导者》）。其“第三中队”不知是否就是九区大队排列第三的第八中队。其时，九区大队下属番号有四个中队：第六中队、第七中队、第八中队和第九中队。
（3）部队党群（地下党）负责人
吴奀和（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王灿（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梁佑胜（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梁建荣（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
（以上军政群干部名单及职务收集不全）。
4）“第四届”中共九区大队的干部任职
时长：1944年1月至1944年10月，期间有任免变动。
1944年1月，位于五桂山的中共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将九区梁伯雄大队里的原第七中队扩充扩编，和“主力留守队”（即“九区第一主力中队”和“九区第二主力中队”未上五桂山的人员）合并，内定编为指挥部领导的“内设九区大队”，对外用“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九区梁伯雄大队）或“民利公司”梁伯雄大队，在九区公开进行抗日活动。
（1）干部对外公开任职
九区大队长 梁伯雄（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
九区大队副 陈军凯（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
九区大队下辖第六中队、第七中队、第八中队。
（2）中共党员在部队职务
“内设九区大队”大队长郭苏永（郭定华），一说中队长
“内设九区大队”政委蔡雄（1943年任职，主管全队军政工作）
“内设九区大队”副政委兼教导员郑文
“内设九区大队下辖三个中队”（ 其实就是九区梁伯雄大队里属下的原来三个中队），战斗人员约170人。
（注：上述的“内设九区大队”，或是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用以区分与原中山中心县委建立的九区大队序列不同）
（3）部队党群（地下党）负责人
吴奀和（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王灿（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梁佑胜（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梁建荣（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
（以上军政群干部名单及职务收集不全）。
文献记载：扩编后的九区梁伯雄大队源源不断地向五桂山部队运送粮食和军需，并联合各区的中共武装部队及友军，在五桂山周边利用阡陌纵横、河网密布的地理特点以及敌强我弱的形势，巧妙运用袭击战、麻雀战、爆破战、地雷战、海上游击战等打得日伪军心惊胆战。
5）“第五届”中共九区大队的干部任职
时长：1944年10月至1944年12月，期间只有两个月。
1944年10月20日，珠三角西江地区最大规模的人民抗日武装——中区纵队成立，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罗范群、副司令员谢立全、参谋长谢斌、政治部主任刘田夫、政治部副主任刘向东。
中区纵队下辖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独立第三大队。
其中第一支队由原“义勇大队”的基础上改编。第一支队活动在中山，支队长欧初、政委梁奇达、副支队长罗章有、政治处主任杨子江，支队下辖10个中队和政治处及后勤单位。九区大队是其重要的一支武装。
（1）中区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干部任职
九区大队长 梁伯雄（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
九区大队副 陈军凯（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
“内设九区大队”政治委员 蔡雄
“内设九区大队”副政治委员兼教导员 郑文
“内设九区大队”大队长 郭苏永（郭定华），一说中队长
（2）部队党群（地下党）负责人
吴奀和（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王灿（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梁佑胜（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梁建荣（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
（以上军政群干部名单及职务收集不全）。
期间，九区大队总人数：504人。
6）最后一“届”：
“第六届”中共九区大队的干部任职
时长：1945年1月至1945年5月，期间有任免变动。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广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中区纵队”一分为二。1945年1月1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简称珠江纵队）在中山五桂山区正式公开成立，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梁嘉，副司令员谢斌，参谋长周伯明，政治部主任刘向东。司令部设在五桂山区槟榔山村，下辖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独立第三大队。
第一支队支队长欧初、政委梁奇达、副支队长罗章有，还有大部份军政骨干，他们都是“原九区人”：
——珠纵第一支队是在原中山抗日义勇大队的基础上改编的；
——义勇大队是在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的基础上改编的；
——游击大队是在原九区大队主力中队的基础上改编的；
——主力中队是在九区大队新建小队的基础上改编的；
——新建小队是在九区大队的内援、扩充和掩护下发展的。
1945年1月，九区大队由中共中区纵队转属中共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但对外仍称“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梁伯雄大队）或“民利公司”梁伯雄大队，在九区公开进行抗日活动。
（1）干部对外公开任职
九区大队长 梁伯雄（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
九区大队副 陈军凯（公开职务“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
第一中队 （未知具体编队的干部职务）
第二中队 （也称“内设九区中队”）中队长郭定华（郭苏永）。
第三中队 （未知具体编队的干部职务）
此间未知具体编队的干部还有：
中队长罗若愚
中队长冯连枝
副中队长李郁军（“内设九区**中队中队长”）
副中队长梁冠（“内设九区**中队中队长”）
副中队长谭惠光（一说小队长）
副中队长梁义兴
小队长梁七公
小队长何军亮
小队长梁德胜
小队长梁泰猷
梁冠中队第三小队队长王灿
……
（以上军政群干部名单及职务收集不全）。
（2）部队地下党员党内任职
“内设九区大队”政治委员 蔡雄
“内设九区大队”副政委兼教导员 郑文
（3）部队党群（地下党）负责人
吴奀和（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王灿（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梁佑胜（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梁建荣（中共九区区委委员）
……
（以上军政群干部名单收集不全）。
期间，因国民党地方部队“挺三”纵队以及日伪军经确认梁伯雄是中共党员、九区大队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后，策划和实施了围剿“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即中共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大队的计划。
1945年5月23日（农历四月十二日）“九区事变”发生。
奉司令部“坚守二十个小时即有兄弟部队来增援”的中共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大队英勇奋战了三天，终因寡不敌众，被日伪顽匪围歼而整建制失灭。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之际，
谨以此文纪念具有光荣红色历史的
中共九区大队暨九区事变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们
沙田英雄
掩护主力
血沃中山
浩气长存
钮海津 2018-07-12
特稿：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
九区事变，血沃中山
记1945年被日伪顽匪围歼而整建制失灭的珠纵第一支队九区大队
作者：钮海津 东江纵队研究会会员
电子翻页书：https://book.yunzhan365.com/lews/xfll/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