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汉以前，中国是标准的贵族政治时代，但自从始皇帝建立郡县制以来，中国就逐渐走向了平民政治，从隋朝开科举以后，贵族政治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精英进入国家管理系统成为了长期的国策。哪怕是当今的公务员考试也流露着科举时代的影子。但是这种政治结构正随着公务员的低薪，低福利和反腐制度的逐步完善而渐渐转变。
在以前，公务员是香饽饽，而如今，每年从公务员群体里走出的人不在少数，体制中的不少精英都选择走出体制，到社会去创造价值。那么公务员岗位会被什么样的人取代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家境条件优厚的人。其中一种类型是代代为官的官二代，官三代，这些人在体制内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能够很好的利用上辈积累的资源发展自己。一种是商二代，商三代，这些商人的后代家境优越，从事仕途一方面可以摆脱商人在传统观念中较低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家族事业的发展。而那些出生平民家庭的，将越来越少的去从事这个行业，一方面人脉，财力不如以与官二代，商二代，另一方面，较低的待遇不是那些苦读十年书的平民精英们所追求的目标。
这样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从商的人世代从商，从政的人世代从政，再加上政商联合，中国的整个贵族集团即将在不久形成。很难说这种贵族政治对中国的发展是好还是坏，这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于财富分配的平衡机制。
随着中国的发展，如果能够在各个行业出现大量的中产阶级，形成与贵族分庭抗礼的社会群体，对中国将是有利的。反之，如果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则中国将走向奔溃的边缘。
每一个制度的设计都具有其两面性，在公务员享受着高福利的时代，进入公务员群体成为社会精英们的选择。这些社会精英，立志于出人头地，所以为了达成目标，往往能够突破底线，能够不顾及道德上的约束，从这两年抓捕的高官而言，高学历的不在少数可见一斑。
虽然在改革开放前30年，这样突破底线的开创精神往往也能够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但是如今进入了经济发展进入瓶颈的时代，社会更需要的是资源的整合，社会关系的协调，这就必然在体制内需要制约这类人的发展。低薪制恰恰能够驱赶了这些体制内的平民精英们，让他们去社会中去实现自我价值。
如果说，建国时通过土改解决了中国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那30年的改革开放又一次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均。但从历史教训中可以知道，通过强制手段剥夺富人的财富分配给穷人不是一件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情。
但在当前，实现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的相互制约在中国还缺乏应有的机制和群体。权贵们正在加速形成一个利益群体，而作为能够以和平方式与之抗衡的中产阶级仅仅有很小的规模，造成了社会里大量的仇富人群的存在。
对于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贫穷不仅不会给予其美德，贫穷只会让人更加懒惰，反而成为了诱发社会问题的导火索。如果这些人不能学习到能够服务于社会的技能，或其子女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这样的问题只能越来越突出，权贵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差距将越拉越大。
由此可见，公务员低薪制以及低福利政策虽然满足了那些仇富，仇官人的心理需求，但实际上却是封锁了寒门精英进入政府部门的渠道。但是就像所有的制度一样，公务员低薪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日益增长的社会仇富仇官情绪，同时将社会精英们往其他行业输送，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些都在不断考量着当政者的智慧。如果中国又由平民政治走向贵族政治的回归，也算是社会道德体制的一个重构过程，毕竟经过百年的沧桑，整个民族缺乏信仰，缺乏能够形成共识的道德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