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父母亲之间关系存在嫌隙，早已是家族里公开的秘密。旧时代的残余习惯荼毒了新时代的人，他们本知道双方的矛盾放在寻常夫妻身上早已过不下去，却罕有争吵，也没有想过离婚或者分居，他们最初的解决方案，是要一个孩子，让两个蠢货的不幸婚姻再点上颗阴霾似的朱砂痣，也就是我——而他们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两个人一起跪下来求彼此：为了“我”的名声想想，别做那些叫“我”不能忍受的事情。

  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个生来的怨妇，她放过脚，也受过新教育，留短发，每天都用卷发棒沾水在发尾往里卷出一个暧昧的弧度。她到后来晚年六十多岁，都仍长着被西洋人和老舍共同推崇的滚圆的胳膊，跟我的妻子打网球还能矫健的在球场上抢下几分。

  我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天生的赌鬼，他是前清的秀才，十五岁便是远近有名的神童，被垂死挣扎的清政府送去西洋留学，我见过他回乡那天在照相馆拍的照片：他戴金丝细边眼镜，留一个现在看来也极风流倜傥的背头，用发油将额发胶的光光的，站在一群帽子鼓鼓囊囊藏了辫子的同进中间，看起来风光无限。

  这样两个看起来无比契合的人物的结合，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极大的不幸福——区别于以往好事者的猜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争吵，最近的一次还是我十六岁时的一个七月夜晚，他们面对面躺在烟铺上，占据罗汉床的两边，被一个前清遗留、木材好却雕工粗劣的小桌分隔开来。

  当时家里聘的女佣人是个菲律宾女人，叫马利亚，据我母亲后来说，她极不听使唤，坚称闻多了鸦片烟味，人会变得愚钝痴缠，一直躲在厨房里不肯出来，所以我母亲只好把我叫过去，让我坐在烟铺下首给他们烧烟。

“今天我带阿西去见陆四小姐，也没你说的那么好，”母亲拿特意裹了长袜子的脚去蹭父亲披在肩膀上的毛毯垂下来的流苏，从我的角度看，她就像在拿脚磨蹭他的脸和胸一样。我父亲大抵是因此从鼻腔里‘嗯’了一声，她便极是满意地接下去：“你跟我说了许多次她很好，我便留了心记下来，特别求了人说尽好孬，叫她来跟阿西见见面，谈谈朋友，结果去了，不是私人约会，她被一群人围着也就算了，整场下来她大概也没给我个正眼看，别着个脸、仿佛是个皇后娘娘，真的是……”她一贯觉得这种事算得上是丢极了人的苦楚，要在我面前说上许多次，却少说给父亲听，偶尔有，也是在抽烟的时候——我父亲抽饱了烟，便全然沉醉其中，不会听到这话的一字一句，也不会理会她动作中的冒犯和亲密，但那一次，父亲刚捏着烟枪深吸一大口，然后听了她的话，不过肺便吐尽，用了他从未有过的清晰口齿说：“你当陆四是根菜任你买卖吗，真是愚妇，陆四是给张大帅定下来的，是不是皇后娘娘，也不是你、你儿子说了算的，想登基是麽太后娘娘。”他出人意料的色厉内荏，颇吓了我一跳，把烟油滴到了地上，我连忙装作不经意的用脚碾了碾，还好他们没看出来。

  母亲睁大了眼，没去接他的话，侧脸来跟我说话：“你爸爸烟没抽够，你给他续续，赶紧烧烟，别偷懒。”她低声说，这是我少年时为数不多她对我有好声气的记忆。

“兴致都被你败完了。”我父亲推开她的腿，翻身下了罗汉床，从旁边的博古架上取下个匣子就往门外去，大概是直奔麻将馆——而他的烟枪还没燃尽。

  当时的我觉得极困惑，只见得母亲捡起那把被丢在桌上的烟枪低低啜泣，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后来过了很久，我成年采访陆四小姐问起陆家秘辛，才知道原来陆四小姐的母亲曾是我父亲二次留洋时的同学，在美国的时候，他便是这样不许人家说她一点不好的。我父亲直到七十多岁，都是一副流连花丛的样子，他死之前还特地召了脱衣舞女郎助兴，人们发现他断了呼吸时，他手里还捏着一叠钞票，大概是想要塞到哪个兔女郎的胸衣里去。毋庸置疑，他无疑是个四处采蜜的多情种子，女人们喜欢他的多情，爱慕他的浪漫，将嫉恨转移到别的无辜女人头上，将怨毒全部留给了假想中的情敌。

  关于那些情敌，女人们总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发泄方式来排解愤怒，比如说在她们的照片上涂涂画画。我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留下的相册中发现了陆四小姐母亲的照片，是我母亲特别挑出来给我看的。

她那时候略带一点羡慕、一点嫉妒，又十分平静地摩挲着那张泛黄发硬的照片——那张陆四小姐的母亲的脸被涂黑，全然看不清五官的照片。“她以前多美啊，现在还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她说的大概是陆四小姐的母亲生下陆四小姐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丈夫另娶续弦、女儿远嫁他乡的事。

但又或许不是。

“其实你爸爸很想你跟陆四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