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说“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我的儿子才有机会学习数学和哲学，这样他的孩子，也才有机会学习艺术。”
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说人类的进步，其实是在说阶层的流动，因为只有上流社会人士才能抛开生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艺术上，而每跨越一个阶层，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焦虑”本是心理学上描述个人心理状态的词，现在这种状态已经逐渐普及到每一个人。而身份焦虑，是社会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过去不管是古代的中国还是同属封建统治的欧洲国家，哪一个时代都不像今天这样拥有巨大的阶级跳跃性。中国尚有科举制度，可以通过读书改变阶层的向上流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稍微了解一点欧洲历史的人便知道，欧美国家的教育制度是双轨并行制，农民阶层和贵族阶层的教育永远不会相交。跨越一个阶层，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在工业革命以前，农民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健全的人，那农民是一个人的双脚，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农民的身份。而在崇尚精英社会的今天，人生的早期拥有同样的社会资源，身份地位是能力的象征，再也没有制度拦着你出人头地，“贫穷、处在社会底层”这类标签，不再是一种借口，而是没有努力。而这种身份改变的可触及性，就是焦虑的来源。
媒体不断鼓吹，告诉你“人生不设限”、“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商家的营销手段，把买的东西成了贴标签，消费品成了彰显身份的物品。居住在伦敦富人区的妈妈千辛万苦买到的限量铂金包，不再是一个具有实用功能的包包，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走进上流太太圈的一块敲门砖。所有的一切，都让你觉得在这物质的世界，努努力还是够得着的东西。
现代人越来越在意物质的追求，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物质带来的情感反馈。世界不是一座孤岛，人们都渴望积极的存在感，很难忍受别人的无视和鄙视。世人给予的关爱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地位越高，存在感就越高。而物质背后的情感反馈越高，身份和地位也就越高。
“不上进就是堕落”。作为个人无从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只能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
古人有无限的智慧，过去不管是中国还是古代的西方，有很多种缓解焦虑的办法：哲学、宗教、艺术、以及波西米亚。每个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方式，不管是哲学、艺术还是宗教。对普通人而言，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大概是游历名山大川了，即使哪也去不了，还可以抬头瞻仰天空的辽阔。
当把一个人放入宇宙的浩瀚中，放入历史的长流，当感受到这种更强大更震撼的存在时，发觉个人只不过是其中一粒微小的尘埃，而眼前的和世俗的得失也会显得不那么重要。
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创作。有人可能不知道，路遥写了那么多关于贫穷的经典文学作品，却穷到没有路费去颁奖台上领奖。不是因为他完全没有钱，而是把钱都花完了。经历过生活的磨砺，写出了让人唏嘘的贫穷、爱情和阶层故事，然而他自己说他还是需要用创作和金钱去对抗身份焦虑感，对抗贫穷带来的底层的自卑感。身份焦虑的原因之一是物质背后的情感需求，而创作，则是存在感的证明和情感寄托。
当然，除此之外，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方式，去与这个社会和解，因为所有人通向世界的尽头，只有这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