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苏安安
为什么要上路？
这是我面对的要回答频率最高的问题。
对，没有之一。
我的父母这样问过。
我的爱人这样问过。
我的孩子这样问过。
我的朋友同事这样问过。
我路遇的形形色色不解的陌生人这样问过。
我为什么要上路？
我在右膝关节摔伤时思索过。
我在大雨倾盆的极端天气里思索过。
我在翻越5130千米的东达山时思索过。
我在冰雹雨雪浇头的米拉山垭口思索过。
我在夜骑拉乌山时思索过。
我在因病滞留的金沙江畔思索过。
我在孔唐拉姆山的烈日下思索过。
我在加德满都泥泞不堪的搓板路上思索过。
我在无数个满脸风尘，合衣而眠的夜晚思索过。
我为什么要上路？
是为不灭情怀么？还是为坚守的信念？亦或是青春的不甘？
仿佛都是，又仿佛不是。八年前我徒步进入墨脱时曾有过这样的思索。我为什么要上路？
那一次，我的同伴因长时间雨水浸泡而双脚溃烂流脓，当时条件简陋，我只能用碘伏和双氧水给他做简单的护理，蘸着消毒药水的棉棒触碰他化脓的脚趾，我听见他发出细微隐忍的吸气声，抬头看他，他僵硬地咧着嘴冲我笑了笑，我的眼泪在顷刻间落下来，他说，你别哭，我不痛。
那一年，我25岁，做好了走不出来的准备。母亲有时会说，多想你能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偶尔她会说起一些往事，最后总以那句亘古不变的结束句收尾，若是自小把你带在身边，不知是否便会是温婉柔软的女孩啊！
一直以来，她把我的坚硬疏离归咎于幼年时期的寄养。我独自度过艰难异常的青春期，逃学，自我伤害，离家出走。母亲那时极信奉棍棒出孝子，我跪在地上并不求饶，母亲捋起耳边一撮头发咬在嘴里，曾数次打折过戒尺。
后来我无意之中听到她和外婆的对话，外婆说，你怎忍心这样打她。她说，若她哭和求饶，我便不会再打，可是她不，偏偏冲我笑。
外婆是抚养我长大的人。有一次，她和我谈起我幼时，说我是极少哭泣的温顺的孩子。毕业以后，我选择到西北边陲支医。偶尔回去看她，母亲渐渐老去，鬓角冒出白发，脸上会有温和的笑容，她逐渐接受我的生活态度。有时我早醒，在卧房听见她和父亲在客厅低声谈话，她说，小安始终是我的心病啊，她不愿结婚，岂不是要孤独一辈子么？
我自幼便不擅长与人相处，但却能清晰记得第一次，有了对自我的认知时的情景，是一个炎热夏日的午后，那时大概十岁的样子，站在祖母老宅的院子里，脑子里突然闪了一道光，我是谁？我是眼下的这个穿着棉的背心，剪着童花头的女孩。
我那时尚年幼，没有想过该怎样过完长长的一生。成年之后，我果决地远离家乡，也曾热切而用力地爱过人，我能洞察人性的一切弱点，始终有敏感的内心。
我不停地向西迁徙，离开大西北曾短暂回到家乡，母亲那时希望我完婚生子，做大部分人该做的事。她和我说话时尽可能轻声细语。
她不知道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一直靠药物维持睡眠，医不自医的焦虑感无时不包围着我。
我终究辞掉家乡的工作远走拉萨，没有人相送，我一个人坐着绿皮火车抵达那个日光之城。
我在那个有着强烈紫外线照射的高原城市里寻求治愈。闲暇时会去大昭寺转经和磕长头，有时候又什么都不想做，只是安静地坐在八廓街黄昏的光影里看来来往往的人群。
偶尔也会独自去幽僻巷子深处的小酒馆听驻唱歌手弹吉他唱民谣。
后来，我因闪婚怀孕而离开高原，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城市安身立命。那年，我28岁，生下孩子，并在陌生的江南小城买了房子。
有了能安身的居所，灵魂却被架空，终日漂泊无依。
倏地想起，16岁时我曾经一味迷信占卜。卜卦的人说，我会是早夭的女子，终究活不过27岁。
我记得那个懂得易经卜卦的高人，隐居在闹市中心，穿篮球鞋，手里捏着白纸铅笔和一盒旧火柴。我分好火柴，他开始繁复计算。然后告诉我，会遇见一个命中注定的人，带给我一段错误的留下阴影的感情。我坚信不疑啊，有的人30岁就死了，80岁才埋葬。而我，仅仅活了二十七岁。我把骑行尼泊尔提上日程的时候，没有告诉我母亲。
我不想她忧心我，在内心深处，在我同样成为母亲之后，我试着与她和解。
上路第三天，我接到她的电话，她说，一切的辛苦疲累靠你自己来扛了。
事实上，这些年来她也一直在努力接纳我的行为和思想。她说，你要好好活着回来，陪伴你的孩子长大。
是啊，我历尽艰难险阻的走一程，或许仅仅是为了能活着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