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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华远古史》
世族即本族中世世为高级贵族的家族。一般人认为春秋时的大夫之家为世族。这是狭义的世族。其实，王族、公族更是世世为高级官吏的贵族。所以王族、公族更应是世族。各类贵族既然是世族，他们在政治上也就几乎世代掌守世袭做官的资格。做了官，在经济上和社会方面自然就拥有世袭的采邑，实质上就是有了俸禄。于是凡是世族，便是世世做官、世世有俸禄，所以称之为“世禄
可知西周的国家机构已渐趋完备，它的政权组织及其附属物都具体可指，揭其实质，无非都是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手段。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主要表现在他们手中握有军队和刑法两种有力的手段：军队是武装，主要用以对外；而刑法则是暴力工具，主要用以对内。
克商之后，周王室武装除了原有的六师之外，又建立了八师，即金文中的“八”。大概是以商人投降的军队改编而成的。
驻守镐京的西六师和驻守成周的八师之长官，由西周王朝直接任命。这十四师的统率应当就是周天子。
主要是由于清人迷信《周礼》，误认其为西周典籍。《周礼》是先秦文献，但它决非出于西周。其典章制度，从时代说，从西周到战国，从地区说，从中央到邦国，可能是包有一切制度的大杂烩，经战国时人加以系统化而成。完全依靠它讲西周的典制当然不行，即使以之讲春秋战国史，也必须有其他同时代的文献相佐证才可以利用。清人对西周的兵制缺少断代的观念，不是从发展上看问题，往往把春秋战国时的兵制看成西周时已如此。其实兵制和其他事物或制度一样，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简单，认为《司马法》中存在着的两种编制正反映了战车编制发展的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也就是由前期一乘配有士十人、徒二十人，发展到后期甲士三人、徒七十二人。
一种可能是在西周的阶级意识下，七名车下的甲士不愿意做比他们阶级低的徒兵的工作，二十名徒兵渐感力不支，乃又增四十五名，于是便成了甲士三人，步卒包括七名甲士在内的七十二人的编制；另一种情况可能是由于西周末年社会发展的结果，国人与野人庶民已渐混淆，国人的地位逐渐等同于庶民，于是就出现了《司马法》佚文所说的“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的编制。
这种国人、野人的划分，在春秋的历史上既是已经很明确，它的起源，我们推测可以早到西周，也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国与野中的居民，其族属不同。国中居民一般地说大都为周族本族的人，是属于战胜者，身份地位较高；而野中居住的则大都是非周族人，有些是属于战败者、商人的后裔，其地位较低。这两种属民在阶级属性上不同，所以，在当时人的眼中应当是有分别的。
为什么我们把这些“族”或“三族”等词解释为“族兵”呢？因为古时“族”字代表有共同血统的人们的共同体，意即后来所称之“宗族”，这是古今人所公认的。族字《说文》谓“从㫃从矢”。“㫃”为旗帜，“矢”为武器，则“族”字原有军旅之义，似无可疑。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在氏族社会里，同一氏族的人往往构成一个战斗单位。所以，我们说金文中的“族”，就是指古时以血缘为纽带，服属于宗族长的族兵。
族兵既然是血缘宗族组织的武装，在宗法社会的西周时代，周天子是天下诸侯及多数贵族世族的大宗，分封于各地的诸侯以及各世族的亲兵，自然间接地服属于周王。这样看来，当时王室东、西两大驻军的长官由天子直接任命，作战时也由天子发号施令，有时周天子还直接指挥；从金文和文献中所透露的史实，周天子还有权调动诸侯及各级贵族的族兵来协助作战。
西周的军队西六师和成周八师，是常备军。还有族兵，不是常设部队，含有亦兵亦农的性质。甲士、族兵大都来源于国人，即贵族的族众。后期所增加的徒兵，则来源于一般庶人。他们虽不是奴隶，但属于被统治阶级，地位低于国人。
从事物发展顺序看，只能是先有真实的残酷肉刑，然后才能产生象征性的惩罚之象刑。所以，象刑说之产生，应是在春秋战国急刑苛罚的历史背景之下，有人厌恶肉刑之残酷，而想借用特殊的羞辱性的服饰代替残酷的肉刑，而创出的一种轻刑说
周孝王时器《㫚鼎》所载㫚和匡季的诉讼，在东宫进行判决。总之，从西周时期诉讼案件的审判上看，很明显其特点是行政长官兼理司法，一身而二任。这本是合乎原始阶段的正常现象。到后世由于社会向前发展，二权才逐渐分开。有人把这种一身二任的过渡阶段说成是“行政干预司法活动”，又说这“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间司法、行政不分的先河”。这好像是说，以前是行政与司法分开，自此才开始二权合一。我们的看法却正相反，从社会发展规律上看，应当是由粗疏转精密，由浑而为一转析而为二。
历代统治阶级是以他们自己对法的认识和理解，去指导他们对法的制定和施行的。西周时期当然也不会例外。如西周初年的制法原则就完全符合当时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以后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刑法必然随之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由粗疏日趋于缜密，更明显地表露出其为阶级统治的本质。同时也体现了刑法制度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第一，国家的出现，挽救了“社会”不致毁灭。只有在“国家”出现后，“国家”的武装与政治力量促使矛盾双方相互有限度地让步和妥协，打破僵局，形成某种平衡，使阶级矛盾维持在“相对和平”的阶段，生产劳动才有可能，社会才能继续向前发展。生产劳动必须具备一个劳动的环境，若天天处在残酷的战争中，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如何能进行生产劳动？这是极为明显的事实，无须多论。所以，让劳动群众从事生产活动，起码的条件是使阶级矛盾限制在相对的“和平”阶段，生产劳动才有可能。国家机器对劳动人民除了有镇压的一面，还有创造“和平环境”以利生产的一面。
国家机构通过调节各集团、各阶层的利益和关系，以缓和冲突的作用，远比后代为甚”。又说，“其主要职责是联合，而不是镇压”
资产阶级史学有时也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不管莫罗亚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对资产阶级“国家”，看到了其协调方面的职能，这就客观上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西周这种大一统的初步格局的形成，使中国历史后来所走的道路与西欧古史便完全不同了。西方古希腊、罗马当时实行的是松散的城邦联盟，加盟的城邦诸国都有很大的自主权。所以，联盟的任务一结束，城邦联盟很快就分崩离析，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国家；而西周的诸侯国是周室分封的，一开始即与周王维持着从属关系、君臣不平等关系。周王对各诸侯有巡狩、保护等权利，诸侯对周王有贡赋、朝聘等义务，这种联系一直不断。所以，后来才产生一个东方的、地大物博的、统一的中华大国。如果没有西周王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这个地区的黄土层的优点，据研究中国土壤地理学的梭颇（James Thorp）调查研究后说，黄土高原对原始农业是最理想的地区，既易于开垦，又易于耕种。黄土优于冲积平原之处，在于土壤较松软，用手就可以击碎，以木、石为生产工具可以发挥垦荒耕种的作用。从农艺学角度看，黄土本身也以其肥沃闻名。这个地区不但有易垦易耕的优点，并且还有另一长处，就是在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往往降雨。夏季的雨水和利用河水、井水进行人工灌溉，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收获
西周时期农作物中最普通的是黍，与商时相同。黍的名称至今未变，也叫做“黍子”，去皮就是“大黄米”。
稷其实就是今天华北人所说的“谷子”，去皮名“小米”，是平民日常的主食。稷不但是商、周人的主要食粮，很可能在商、周以前，中国的北部原始居民就以此为主要的农产品了。
西周初期的农业生产是在“公田”、“大田”上集体进行的，生产出的粮食全部归贵族们享用，这是西周社会经济的主要部分。在农民集体进行生产之外，同时还存在着农民的个体劳动。这是因为在公田上农民的集体劳动是农民被剥削的剩余劳动部分，农民自己也要生存，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从事他们必要的口粮的生产，以求餬口，这才是他们的必要劳动部分，在《诗经》中也有反映。
从上面所摘引的孟子“井田论”的这五条要点中，可以看出孟子对古代田制的论说似确有依据，而非完全出于杜撰，因为世界史上土地制度的发展固然各自不同，但有大致相同的发展规律。一般地说，大多数国家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从公有制进一步发展才出现私有制，而公有制的某些残余，往往会长期地被保留下来。
既然《诗经》中的“公”字大都作“贵族”、“统治阶级”或“官”解释，没有一条可以解作“公有”，那么，我们说《诗经》所写的井田制的“公田”，并不是“公众集体所有”，而是“官田”，是直接属于贵族的田，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土地所有制是土地归谁所有的问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问题，它和“国家主权”是有严格区别的。国家主权远远高于土地所有权，而土地所有权则只限于生产关系。
所谓“西周土地国有制”的论述，经不起具体的分析和史实的验证，所以，西周也就不会是土地国有制。一句话，西周井田制既不能称为“农村公社”，也不是“土地国有”，而应当是贵族土地所有制。
诸侯向天子纳贡有九个不同的品种：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斿贡和物贡。低级贵族间贡纳的品种当然不会这么复杂，有的只有几种，最少的或许只有“贮”一项。
诸侯向天子纳贡有九个不同的品种：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斿贡和物贡。低级贵族间贡纳的品种当然不会这么复杂，有的只有几种，最少的或许只有“贮”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