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散文之廿
出世入世，海徳格尔
杨英锐
某友人发给我一段他写的文字，谈到出世与入世的话题，并论及佛教与道家的思想。下面一段是我的回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有些文字，尚能记忆。他说: “要以出世之态度，做入世之文章。谈什么出世，谈什么无为，终还是在世，终还是无不为。一般人只是怕和怨，怕这怕那，怨这怨那，终究逃不脱一个烦字。唯大勇者才能有所畏，叫做畏惧人生的责任。”
我当时读的译本是陈嘉映翻译的。陈比我们大几岁，算是同龄人，小时候陈在北京外语学校念的德文。他德语底子扎实，又有才气，译文翻出了海德格尔哲学的深邃与华丽，翻的很漂亮。我以为，中国过去翻译西方哲学功力最深的是北大外哲所的王太庆先生。我还以为，中国原来翻译西方文学才华最高的是朱生豪；他英年早逝，朱译莎剧让我少年时就见识了什么叫才华横溢。我又以为，陈译海氐哲学，有王太庆的功力与朱生豪才气的交互溢美。我和陈嘉映并不熟。那还是1982至1985年，甘阳在北大外哲所跟张世英先生读硏究生。那段时间，甘阳和我经常傍晚在未名湖畔散步，狂谈哲学。记得讨论较多的是布伦塔诺的意向论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因为我当时正在学海丁的直觉主义逻辑。是甘阳向我推荐读的陈译《存在与时间》。
不过，说到出世入世，学问归学问，一个学人的学术生活是坎坷还是平坦，与所处的学术环境相关；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是纠结还是顺心，与周围的学术文化相系。比较以下两个例子。
陈嘉映后来留学回国后在北大哲学系教书。据说因为疏于发表文章，北大一直没给人家评教授，也没分房子。结果后来陈嘉映先去了华东师大当哲学系主任，再后来去了首师大哲学系，问题就都解决了。当时北大有几个教授为此上书校方，说是：评教授的那些具体条件要求，都只是为我们这些一般人设立的，而不适用于陈嘉映这样的人；因为，他天生就是教授。
对比起来，北大哲学系原逻辑教研室主任王宪钧先生的学术生活就很平顺。王先生的祖父王懿荣曾官至清末国子监祭酒，算是知识分子的入世领袖。如此出身，家境应该很有底子，所以王先生得以自费到德国留学，学的是数理逻辑，于西方近代逻辑史深有造诣。所著《数理逻辑引论》一书，最独到的当属讲数理逻辑发展史的最后一章。早年在清华哲学系评教授时，王先生廿九岁。据说是开会讨论时，有人有不同意见；只见金岳霖先生把帽子摘下，使劲甩到桌子上，断然质问到：“宪钧为什么不能当教授？！” 结果，王宪钧先生就是教授了。
1952年院系调整后，王宪钧先生到北大哲学系当逻辑教硏室主任，金岳霖先生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当逻辑研究室主任。我1978年底去哲学所的时候，金先生虽然是我的室主任，但那时已不怎么到室里来了，所以并不熟。我和王宪钧先生就算相当熟了。当时都住在北大燕南园，八十年初的几年里，我每星期都会去王先生家好几次。听王先生讲的最多的，就是近代逻辑史的来龙去脉。
王宪钧先生曾经有恩于我。上世纪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国内高校奇缺数理逻辑教师。教育部为此委托北大哲学系办了一期“高校数理逻辑教师进修班”，定员十人。王先生一句话，我就进了这个教师进修班。当时各校要为所送教师付进修费；我记得很清楚，社科院哲学所为我付了360元的进修费，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这个教师进修班由北大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的晏成书先生主持，我就此算是晏先生的学生了。这个班和那届数理逻辑硏究生同班上课。课程计有，晏先生教的标准逻辑，亦称两个演算即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科学院计算所张锦文讲公理化集合论，陆中万先生讲证明论；北大计算机系吳允曾先生讲计算复杂性理论和非决定论；王宪钧先生讲的就是西方近代数理逻辑史。就此，王宪钧先生和晏成书先生，改变了一个1974级北师大数学系“工农兵大学生” 的学术命运。恩重如此，岂敢辜负。
后来，在哲学所逻辑室每星期二下午的硏讨班，因为我最年轻，就由我主讲。我每星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准备讲的内容，持续数年。先后讲过三本书: J.L.Bell 的《数理逻辑引论》, G.E.Hughes 和M.Cresswell 的《模态逻辑》，和N. Reacher 的《哲理逻辑课题》。三本都是英文影印本，在当时北京五道口外文书店买的。那时研讨班，不仅要讲书的内容，还要一题不落的讲题解，每星期讲一次，不轻松。数年如此讲下来，靠的就是在北大数理逻辑教师进修班打下的基础。
陈嘉映当年在北大哲学系是熊伟先生的研究生。我还记得熊先生曾写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在慕尼黑大学参加海德格尔的讨论班。在我印象中，他不像是一个贩卖哲学知识的教授，倒像是一位诗人，满堂吟咏。” 这话我至今受益无穷。
（2019-12-24 初稿，2021-3-5 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