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明白,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不可能跟他合作的,要想继续好吃好喝地混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现在,他准备摊牌了。但想挑事,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想找茬整顿他们,是有相当难度的。考虑再三之后,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汪文言。
作为东林党的智囊,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左推右挡来回忽悠,拥立了皇帝,搞垮了三党,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
但在魏忠贤看来,这位布衣有个弱点:他没有功名,不能做官,只能算是地下党。对这个人下手,既不会太显眼,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实在是一举两得。
所以在王安死后,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绍辅忠,弹劾汪文言。要整汪文言,是比较容易的。这人本就是个老油条,除东林党外,跟三党也很熟,后来三党垮了,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经常来回倒腾事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底子实在太不干净。
更重要的是,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靠山没了,自然好收拾。
事实恰如所料,汪文言一弹就倒,监生的头衔没收,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汪文言相当听话,也不闹,乖乖地走人了,可他还没走多远,京城里又来了人,从半道上把他请了回去——坐牢。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魏忠贤希望,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于是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第二下,把他直接弹进了牢房里。魏忠贤终于满意了,行动进行得极其顺利,汪文言已成为阶下囚,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下面……下面没有了。
因为不久之后,汪文言就出狱了。此时的魏忠贤是东厂提督太监、掌控司礼监、党羽遍布天下,而汪先生是个没有功名、没有身份、失去靠山的犯人。并且魏公公很不喜欢汪文言,很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看上去,似乎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毕竟连汪文言的后台王安,都死在了魏忠贤的手中。
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狱。然而,他就是出狱了。
他到底是怎么出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出来了,成功自救,魏公公也毫无反应。王安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他办到了。
而且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赵南星、左光斗、杨涟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上门的人络绎不绝,用以往革命电影里的一句话:坐牢还坐出好来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了他,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
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汪文言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竟然捞到这个位置,实在耸人听闻。
而对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魏公公竟然沉默是金,什么话都不说。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
于是,魏忠贤停止了行动,他知道,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排挤东林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党羽越来越庞大,实力越来越强,但他仍在沉默中等待。因为他已看清,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佥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一个软弱的盟友。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狡猾到底的汪文言。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没有任何捷径。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魏忠贤不喜欢冒险,所以他选择等待。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魏忠贤在内。天启四年(1624),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疏,弹劾汪文言、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
热闹开始,阉党纷纷加入,趁机攻击东林党。左光斗也不甘示弱,参与论战,朝廷上下,口水滔滔,汪文言被免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乱得不可开交。
但讽刺的是,对于这件事,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
这事之所以闹起来,无非是因为吏科都
给事中退了,位置空出来,阮大铖想要进步,就开始四处活动、拉关系。
偏偏东林党不吃这套,人事部长赵南星听说这事后,索性直接让他滚出朝廷,连给事中都不给干。阮大铖知道后,十分愤怒,决定告左光斗的黑状。
这是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赵南星让他滚,关左光斗何事?原因在于,左光斗是阮大铖的老乡,当年阮大铖进京,就是左光斗抬举的。所以现在他升不了官,就要找左光斗的麻烦。看起来,这个说法仍然比较乱,不过跟“因为生在荆楚之地,所以就叫萌萌”之类的逻辑相比,这种想法还算正常。
这位逻辑“还算正常”的阮大铖先生,真算是奇人,可以多说几句。后来他加入了阉党,跟着魏忠贤混;混砸了又跑到南京,跟着南明混;南明混砸了,他又加入大清,在清军营里,他演出了人生中最精彩、最无耻的一幕。
作为投降的汉奸,他毫无羞耻之心,还经常和清军将领说话,白天说完,晚上接着说,说得人家受不了,对他说:您口才真好,可我们明天早起还要打仗,早点儿洗了睡吧。
此后不久,他因急于抢功跑得太快,猝死于军中。
但在当时,阮大铖先生这个以德报怨的黑状,只是导火索。真正让魏公公极为愤怒、痛下杀手的,是另一件事,准确地说,是另一笔钱。
其实一直以来,魏公公虽和东林党势不两立,却只有公愤,并无私仇。但几乎就在阮大铖上疏的同一时刻,魏公公得到消息,他的一笔生意黄了,就黄在东林党的手上。
这笔生意值四万两银子,和他做生意的人,叫熊廷弼。
希望大家还记得这兄弟,自从回京后,他已经被关了两年多了,由于情节严重,上到皇帝下到刑部,倾向性意见相当一致——杀。
事到如今,只能开展自救了,熊廷弼开始积极活动,找人疏通关系,希望能送点儿钱,救回这条命。
七转八转,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救星,据说此人神通广大,手到擒来。
汪文言答应了,开始活动,他七转八转,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魏忠贤。
当然,鉴于魏忠贤同志对他极度痛恨,干这件事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是找人代理。
魏忠贤接到消息,欣然同意,并开出了价码——四万两,熊廷弼不死。汪文言非常高兴,立刻回复了熊廷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很可能不是四万两,毕竟中间人也要收费)。以汪文言的秉性,拿中介费是一定的,拿多少是不一定的,但这次,他一文钱也没拿到。因为熊廷弼拿不出四万两。拿不出钱,事情没法办,也就没了下文。
但魏忠贤不知是手头紧,还是办事认真负责,发现这事没消息了,就好了奇,派人去查,七转八转,终于发现那个托他办事的人,竟然是汪文言!
过分了,实在过分了,魏忠贤感受到了出奇的愤怒:和我作对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托我办事,吃我的中介费!
拿不到钱,又被人耍了一把的魏忠贤国仇家恨顿时涌上心头,当即派人把汪文言抓了起来。
汪文言入狱了,但这只是开始,魏忠贤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他,把东林党人拉下水。
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冲动是魔鬼。一时冲动的魏公公惊奇地发现,他又撞见鬼了,汪文言入狱后,审来审去毫无进展,别说杨涟、左光斗,就连汪先生自己也在牢里过得相当滋润。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除汪先生自己特别能战斗外,另一个人的加入,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这个人名叫黄尊素,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知道他的人比较多,但他还有个更有名的儿子——黄宗羲。如果连黄宗羲都不知道,应该回家多读点儿书。
在以书生为主的东林党里,黄尊素是个异类,此人深谋远虑,凡事三思而行,擅长权谋,与汪文言并称为东林党两大智囊。
得知汪文言被抓后,许多东林党人都很愤怒,但也就是发发牢骚,真正作出反应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黄尊素。
他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要动手了。
抓汪文言只是个开头,很快,这场战火就将延伸到东林党的身上。到那时一切都迟了。
于是,他连夜找到了锦衣卫刘侨。
刘侨,时任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管理诏狱,汪文言就在他的地盘坐牢。这人品格还算正派,所以黄尊素专程找到他,疏通关系。
黄尊素表示,人你照抓照关,但万万不能牵涉到其他人,比如左光斗、杨涟等。刘侨是个聪明人,他明白黄尊素的意思。便照此意思吩咐审讯工作,所以汪文言在牢里满口胡话,也没人找他麻烦。而另一个察觉魏忠贤企图的人,是叶向高。
叶向高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几十年朝廷混下来,一看就明白,即刻上疏表示汪文言是自己任命的,如果此人有问题,就是自己的责任,与他人无关,特请退休回家养老。
叶首辅不愧为老狐狸,他明知道,朝廷是不会让自己走的,却偏要以退为进,给魏忠贤施加压力,让他无法轻举妄动。
看到对方摆出如此架势,魏忠贤退缩了。太冲动了,时候还没到。
在这个回合里,东林党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却将迎来永远的失败。抓汪文言时,魏忠贤并没有获胜的把握,但到了天启四年(1624)五月,连东林党都不再怀疑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因为魏公公实在太能拉人了。
几年之间,所谓“众正盈朝”已然变成了“众兽盈朝”,魏公公手下那些飞禽走兽已经遍布朝廷,王体乾掌控了司礼监,顾秉谦、魏广微进入内阁,许显纯、田尔耕控制锦衣卫。六部里,只有吏部部长赵南星还苦苦支撑,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甚至管纪检监察的都察院六科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
对于这一转变,大多数书上的解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品质败坏,等等。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实在。
魏忠贤能拉人,因为他实在。你要人家给你卖命,拿碗白饭对他说,此去路远,多吃一点儿,那是没有效果的,毕竟千里迢迢,不要脸面,没有廉耻来投个太监,不见点儿干货,心理很难平衡。
在这一点上,魏公公表现得很好,但凡投奔他的,要钱给钱,要官给官,真金实银,不打白条。
相比而言,东林党的竞争力实在太差,什么都不给还难进,实在有点儿难度过高。
如果有人让你选择如下两个选项:坚持操守,坚定信念和理想,一生默默无闻,家徒四壁,为国为民,辛劳一生。
或是放弃原则,泯灭良心,少奋斗几十年,青云直上,升官发财,好吃好喝,享乐一生。
嗟乎!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五人墓碑记
不用回答,我们都知道答案。很久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在向他的手下训话,他说,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这个世界上没有黑社会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变成了黑社会。这句话在魏忠贤那里,已不再是梦想。
他不问出身、不问品格,将朝廷大权赋予所有和他一样卑劣无耻的人。而这些靠跪地磕头、自认孙子才掌握大权的人,自然没有什么造福人民的想法,受尽屈辱才得到的荣华富贵,不屈辱一下老百姓,怎么对得起自己呢?在这种良好愿望的驱使下,某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开始陆续发生。比如某县有位富翁,闲来无事杀了个人,知县秉公执法,判了死刑。这位仁兄不想死,就找到一位阉党官员,希望能够拿钱买条命。
很快他就得到了答复:一万两。
这位财主同意了,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杀掉那位判他死刑的知县,因为这位县太爷太过公正,实在让他不爽。
还是阉党的同志们实在,收钱之后立马放人,并当即捏造了罪名,把那位知县干掉了。
无辜的被害者,正直的七品知县,司法、正义,全加在一起,也就一万两。
事实上,这个价码还偏高。
搞到后来,除封官许愿外,魏忠贤还开发了新业务:卖官。有些史料还告诉我们,当时的官职都是明码标价,买个知县,大致是两三千两;要买知府,五六千两也就够了。
如此看来,那位草菅人命的财主,还真是不会算账,索性找到魏公公,花一半钱买个知府,直接当那知县的上级,找个由头把他干掉,还能省五千两,亏了,真亏了。
自开朝以来,大明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所付出的尊严和代价,要从那些更为弱小的人身上加倍掠夺。蹂躏、欺凌、劫掠,不用顾忌,不用考虑,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阻止我们,没有人敢阻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