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次公益讲座活动上认识她的。
那次活动是一个叫工友之家的民间公益组织举办的，为了鼓励城市底层的女性工友，邀请了几个“励志独立女性”向女工友们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体会。
我呢，没有能跟其他几位女高管、大V相提并论的职场履历，我被邀请的唯一原因是我曾经见证过不少独立女性，写过她们的故事——我是一个人物纪实记者。
我的讲座排在最后，本来就没坐满的小教室里人已经走了大半。我很理解，对这些女工们来说，在这里听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唠唠叨叨一个小时，意味着至少50块的损失，那至少是三天的生活费。而我讲的那些女强人的故事，离她们的生活太遥远，除了像电视剧一样娱乐一下她们疲惫的神经，再无他用。
活动结束了，我在低头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一个既突兀又羞涩的声音在我面前说：“罗老师，你有空吗？我有个问题想向你学习。”
我抬起头，她就站在我面前，比我矮半个头，身材丰腴，黑红的面色依稀可见她遥远少女时期的好皮肤，如今已经被劳动带来的斑纹掩盖。她细长的双眼有点孩子气的下耷着，看着我的目光里有点躲闪。
她说，她叫梅，33岁，来自西南那个著名的人口大省，在隔壁小区做住家保姆。
我跟她在窗边的课桌前坐下来。
“你刚才讲的那个医生，治好了那个瘫痪孩子的那个，她治了几个？都治好了吗？”她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
“据她跟我说，应该是治好了三个吧，但她遇到过几个这种病人我就没问了，能治好三个先天瘫痪儿童已经很不容易了。”
“怎么？你想找她问治病的事？”我探询着问。莫非，她家里有这样的病人？那又是一个可怜人啊。我暗地猜测。
她的目光暗淡下来，垂着头：“没有，我就是想确认一下，先天瘫痪真的治得好，对不？”
没有茶，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希望这点热气，能让一颗僵死的心多一丝活泛的力，打开一扇倾吐的窄门。
“我小时候过得很好的，真的，没吃过苦。
我老家是农村的，就是农民，靠天吃饭。但是，我爸爸可心疼我了，给我说件事你就知道了。我小时候爱吃榨菜，那东西干得很，吃了就拉不出大便，我爸爸每次搭车跑到镇上去买绿豆沙回来给我喝，喝了就有效。
绿豆沙你们年轻人恐怕都没见过了，就是绿豆做的饮料，甜的很嘞！我们村里娃哪有这种高级零食。
我的好日子没过好久，我爸爸过世了，尿毒症。从那以后，我到现在都怕来月经，厕所里的血，总让我想起那时候家里茅坑里的血——我爸爸拉的血尿。
没钱治啊，最后人肿得手上一按一个坑，我现在想起来都哭。
我那时候才14岁。我妈不喜欢我，我从小她就不爱带我，随便我跟村里娃们乱耍乱疯，她也不教我。我还记得，隔壁一个老人家当时说我：“长得倒是清清楚楚的一个女娃子，啥也不懂啥也不会，以后嫁人咋办！”
我后来回想才明白，真是被她说中了。
我爸爸过世了，我妈想早点改嫁，又多一个我，怎么办呢？
我那时候也不懂事，不爱上学，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她后来给我找了个婆家。
我老公是我们那个村的独户，就是只有他家是外来的，是外姓。而且他父母也死得早，其实屋里就他一个人。在农村，这种独户要受啥欺负，你肯定想象得出。
我们那里一般人是不肯把女儿嫁给这种婆家的。但是他有个工作，在矿上做挖矿工，工资待遇还可以的。他知道我我家的情况，凑了两千块钱给我妈，我妈就把我许给他了。
我根本不认识他，十六岁了都还不懂事，不知道愁，不知道后面有得我愁的。
我妈给我整了两床红被面，一个钜子——我们老家装粮食的木柜，也没啥办酒请客，我就结婚了。
我老公，就叫他健吧。
我真不想提他。刚结婚的那两三年，他对我还是可以的，反正农村的男人，不打老婆都算是对人可以的。
结婚头两年我都没怀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时候也不懂去检查什么的，反正还年轻，那就等吧。
后来，我终于怀上了。健很高兴的，我怀孕那段时间他对我真的很好，下班了也都在家里守着，我爱吃的东西他都肯买，不省了。我知道，他其实一直都盼望有孩子，特别是儿子，多子多福，儿子多了，总有一天他们家就不独户了。
19岁那年，我们的孩子伟在家里出生了，是儿子，那是健和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
你知道吧，老天啊，就不会让人太开心的，给你颗糖吃你千万别接，千万别高兴得太早！
伟长到一岁多的时候，我发现他不对劲。他手脚没力气，一直跟婴儿一样的软软的。镇上卫生院的医生说他怕是有残疾。我和伟一开始都不相信，不肯相信——没这么倒霉吧，可能孩子长得慢。
伟快两岁了，还是不会爬。我心里就知道了，只是不愿意承认。
健不肯认命，他带伟去县医院检查，结果是肌肉萎缩营养不良病，医生说可能是基因缺陷，唯一的结果就是瘫痪，而且，治不好的。
我跟健抱头痛哭，怎么办，孩子这么小，一辈子就毁了。健怪我，说我就不该生这个孩子。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孩子的苦，对做妈的来说，苦都是加倍的。
我们跑到市医院、省立医院，都查了，专家也找了，都是差不多的结果。看病的苦就不说了，在外面带着孩子折腾了半年，我们一家三口才回了村。
家已经不是那个家了，健的工作也丢了，在家里就是喝酒，醉醺醺的。我要是能喝，我也想喝啊，醉了好一点，但孩子没人带，孩子也可怜，还什么都不懂的年纪啊。
后来，健不知道是从哪里问到了一个算命先生，说我们这种情况，肯定是先人的坟上出了问题，改了就有办法。这个算命先生听说算得很准的。健跟我说的时候，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
他借了钱，请算命先生看了风水，把他爷爷的坟挖开了，最后，棺也开了，按算命先生说的方法重新摆了骨头。
这些东西，我本来是不信的，但是，拜菩萨拜了那么多也没一个灵的，只能指望自己的先人了。
我又怀孕了，这回我不敢大意了。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我去县医院做检查。结果，医生说，我和健结合的基因就是有缺陷，生的孩子就是会瘫痪，不是百分百，也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性。
那种绝望啊，真的没法说，我后来怎么回去的我也不记得，就一脚重一脚轻的，自己在哪也分不清了。
健知道了，把我打了一顿，反正孩子也不能要了，还照顾什么？他气啊，气我，也气他自己，人家结婚都爱说天作之合，我和他这种，就是老天注定的仇家吧。
健是在伟四岁的时候走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伟四岁生日第二天早上，我早上起来做饭，他一般都要睡到九十点才起来，那天到快中午了都没见人，我才明白他走了。
其实我早该知道的。从第二个孩子引产以后，他就丢了魂了，去做工也是做三天停两天，钱也没给我几分。反正孩子也治不好了，也生不了孩子了，我这个媳妇，这个家，对他来说养不养也没意思了。他后来连吵都懒得跟我吵了。
伟四岁生日那天，他竟然给孩子买了个小蛋糕，还有水枪，我当时就应该看出他想走的。
唉。
我嫁这个男人七年，没靠上他啥，也没享他的福，要说吃苦，他给了我苦吃，我也给了他苦吃，家务我也不擅长，最重要的生孩子的事情，又是这个结果。
不，我没去找他。
找他干什么呢？走了就走了，他还有地方跑，跑得了一个就跑吧，我是当妈的，我没办法跑的。孩子在肚子里是我的肉，生下来了，也不能把他当块死肉啊。
病我是没钱给他治了，但我们娘俩得吃饭。我除了做家务，也没学会别的事，村支书可怜我，就介绍我在镇上小学的食堂煮饭，一个月八百块钱。
我攒了三年，才给伟买了个别人用过的轮椅。他不爱出门，孩子大了，也知道自己被人瞧不起。但是有轮椅总归方便一点，我也抱不动他了。我带着他上班，让在小学教室外面听了学了些常用字。
我是五年前来上海的。这么远的大城市，我一个人哪敢来啊。是同村的一个老乡，在外面打工到处跑，她跟我说，外面给人家做保姆挣得多呢，一个月好几千！
我听了就心动了，做一个月抵老家做半年，存些钱下来，说不定孩子以后有得治呢！
我就跟这个老乡到上海了。孩子托给小学的一个老师，在她家住。
我刚开始是住在家政中介公司的宿舍，公司给做了三天培训，教怎么用那些高级电器、怎么带孩子、照顾老人、病人。
像我这种，之前没做过，文化也不高的，不好找。公司带我面试了好几家，我都没面试上。天天呆着也不是办法啊，住家保姆做不成，我就开始做保洁，做小时工，一个小时能拿五十，也不错了。累是真累，现在大城市人家里东西真是太多了，做一家的打扫，没三个小时做不完，做完一家腰都要断了。上海又大，做完一家跑另外一家我路上坐公交车都得一两个小时。
我就是在做保洁的时候，遇到一家人，觉得我做得还算认真、踏实，就跟我签了长期单，让我每天都去她家做保洁。
这家人住的是大别墅，主人听说是盖商场的，大富豪，家里有专门的司机，还有一个管家。
我在这家做了半年，发生了一个事情。
有一天下午，女主人突然问我，是不是拿了司机给的钱？
原来，男主人的包平时放书房，里面经常都有很多现金，我是不知道的，我从来不翻主人家东西。但是司机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了。
男主人发现包里的钱少得不对劲，就怀疑了。他们怀疑了我们好几个人。后来，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书房电脑里安了监控软件，司机拿钱就被发现了。
其实，司机塞钱给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接啊，不接，他肯定觉得我要去告状，要倒打我一耙把我挤走的，我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多存点钱，做一个稳定的单也不容易。
发生了这件事，我在这家还是做不下去了，只能继续到处做小时工。后来，我那个老乡给我介绍了一个住家保姆的工作，就是我现在做这家。据说主人不要求保姆经验丰富，人也比较随和。
我去面试，主人是一个刚退休的干部，老婆生病过世了，有个女儿嫁在外地，家里就一个人。
他让我叫他王处。他挺和善的，对我也挺满意的。他问我有几个孩子，我就把伟的情况跟他说了。他很同情我，当场就说让我在他家做。
他一个人住一个四室的套房，家里东西不多，打扫不算累，他就是吃饭三餐讲究些，得换着花样，讲究营养搭配。
这些事情我不太懂的，他也肯教我。我笨得很，有时候烘干机之类的那些高级电器按错了，他也不怪我，还呵呵笑。真的对我很不错的。有时候他觉得我闲着没事，还给我几本书，叫我有空看看，长长文化。他看的电视剧之类的，经常叫我陪他坐在沙发上一起看。我来月经这种事情他都能发现，就劝我要注意休息，还舀汤给我。
哎呀，你恐怕发觉了，我说起他来有点收不住话。
说实话，我活这半辈子，除了我爸爸，他是对我最好最温柔的男人了，他还比我老公有文化。你说我是不是会有点崇拜他嘛？但是哪里敢有非分之想，我和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
我是真的没想到我们后来会在一起。
（长时间的沉默）
伟13岁的时候，老家小学那个老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伟出了点事。她在电话里头说得不清不楚的，语气又很怪，我不放心，跟王处请了假赶回去。来上海这几年，工作忙，我一年只有春节才回去看他，心头也牵挂。
回去了，我才知道，儿子没了……
那个老师说是学校有人欺负他了，他想不开，喝了农药。我不信，他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怎么会就走这条路。
我心痛啊，他长到13岁，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爹不疼，娘不在，我的苦命的儿！到走的时候，身上的衣服都脏得硬了，腿细得……像玉米杆。是我对不住他，我为了存钱，连他受天大的委屈都不在他身边。
我给伟洗身子，才在他贴身衣兜里摸到一张纸，他写给我的：妈，你好好在外面过日子，我先走了。再生个好孩子。
（长时间的饮泣）
是伟在学校的一个朋友悄悄跟我说，不知道是哪个老乡回来传，说我攀上了老干部，做了人家的填房，在外面逍遥得很。被伟听到了。
13岁的孩子啊，就像大人一样的，要为人着想，他是不想拖累我，怕人家嫌弃我。他其实早就想走这条路了……
我哭得肚肠都烂了，心也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长时间的沉默）
我找你问那个医生的事，其实就是想给自己找个理由，好过一点——伟的瘫痪是治得好的，我在外面打工存钱是有道理的。不然，我无缘无故丢他一个人在老家，孤伶伶活、孤伶伶走，我一辈子不心安。
（饮泣）
我在老家呆着，后来，接到了王处的电话。他看我一直没回来，问我家里的情况。
他是唯一关心我的人了。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跟他说了，他非要我回上海。
我拗不过他，也想把事情有头有尾，就答应了。
回上海那天，他去车站接我。我就觉得我们的关系有点变了。我看他的样子，既像我爸爸，又像大哥，总之是我可以依靠的男人了。
回到他家，他就跟我明说了，希望跟我处对象，两个人熟悉了，生活在一起也没有感觉不合适的方面。他说他反正退休了，不介意我的出身。
我还是自卑啊，我一个做保姆的，怎么就高攀上人家了。
他对我真的很好。家务我照做，他照常给我跟工资一样的钱，他说是我管家的费用。我们住在一起，他隔三岔五还给我买礼物，裙子啊、口红啊，真的，我感觉像电视上谈恋爱一样，这辈子没享受过这种被男人呵护的感觉。
不过，我还是有担心，他女儿恐怕不能接受我。他没提这个事，我也不好提，两个人先处着吧。我已经很知足了。”
“你的故事，真是又悲又喜。”我感叹道。
她的双眼像雨后的杨花，但我看到，她脸上的泪痕快干了。
人生多艰，老天从这个女人身上剥夺了太多，还好，目前她终于要开始了获得。这是一个劫后余生的故事，我想把它写下来，写下她的这一线希望，也许那能成为另一个人黑夜里的一丝光亮。
我们互留了电话。
我没想到，再收到梅的消息，是不久后的一个雨夜。她打电话给我：“罗老师，我没别人可以说……”她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干哑，像是经历了狂风暴雨。
“你出什么事了？”我有点焦急。
“他不要我了。他知道了我做过结扎，就不要我了……”她呜呜呜的哭起来。“原来他跟我好，就是想我给他生个儿子。他说，上班的时候不敢，退休了才想找个女人生。这是他一辈子的心愿，以为我年轻身体好，才对我高看两眼，结果让他白费功夫！”
她的音调怪异，既愤怒，又绝望，像是哭诉，更像是自顾自的呐喊。
我心如刀绞：“你在哪儿呢？别想不开，男人无情无义就算了，你自己要过好，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回答我的是电话断掉的嘟嘟声。再打过去，是关机。我赶紧跟工友之家的人联系，请她们想办法帮助她。
一夜疾风骤雨过后，门外一地杨花的遗迹，在泥淖中只留下星星点点的白。这一点点白，恐怕也很快会被无数双脚碾去。
似花还是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我想起梅，她曾短暂的受人疼惜，然后是长久的失去。她在人生初开的时节，也曾是无忧无虑的小儿女，可惜，无人教她如何绽放，也没有一双有力的手，真心呵护这残缺的花。
后来，工友之家的人告诉我，找不到她了，估计离开了上海。
我希望，她不是那些零落成泥碾作尘中的一朵。
跋
这个故事，是“那些花儿”系列的第七篇。
梅是一个在生理上和品德上有少许缺憾的女性，我们都不完美，于是她可以是普通女性的一个分身。我想探究的是，这样一个女子，生命中大多数时候既没有得到成熟女性的指引，也没有得到成熟男性的真心关怀，母性和父性都被剥夺了的情况下，那么，她的生命会发生什么？——她也难以长成一朵可以孕育健康生命的花。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一个人的悲剧是所有人的悲哀。
希望像梅这样的故事，能少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