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dwin把游戏与人类发展的最高水平联系起来，对游戏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将游戏称为综合的其目的在于要抓住游戏是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特点的独特融合这一要点：
内在的自由和外在的形式必须同时保存在游戏里；“外在的形式”指的是一致性、模式、戏剧性的品质；内在的自由指的是控制、选择性特点、重要的本质。
游戏客体并不是内在或幻想的客体，也不是外在现存的客体，而是二者同时兼具，即我们称之为具有外观的客体，其本身是一种兴趣的终点，以后会发展成为所谓的“综合”。
Baldwin在评论中认为游戏为违背现实环境的假装创造了机会；这两种品质——重要的本质和外在的形式——必须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对外部世界的参考，那么游戏就成为纯粹的幻想，失去了趣味性和戏剧效果。反过来，如果游戏过于依赖现实或是被迫的，也会失去趣味性，但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游戏必须保留自我幻想的特点，也就是Baldwin所指的“不必感觉”，即赋予个客体个人的意义、内在的决定和自我控制感；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品质缓和了外部控制，不然的话外在控制就会占上风。因此，Baldwin声称：“游戏是一种将内外控制调和与融合在一起的模式……因为它为客体的相对隔离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实验处理提供了条件。”
正是游戏的综合特点使其变得尤为重要，并与人类最高思维形式相联系起来。通过允许主客观模式之间的摆动，Baldwin看到了基本的人类二元论的出现（如，身体/心理，自我/他人，真理/谬误）与由于充分发展而最终克服了二元论之间的发展性联系。因此，游戏的馈赠表现在Baldwin的最高思维形式（即美学思考）的综合特点中。与杜威对审美体验的评论相似，Baldwin对审美模式的描述与当代后形式思维的观点以及我们对涌动体验的评论非常接近：“在审美体验中，对智力和感情的了解是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可是，Baldwin对这些结果的发展历史有独到的见解；换言之，游戏是人类思维最高形式的萌芽，因为它的综合特点是在高水平的组织中得到精致与恢复的。
玩游戏的基本好处在于个体可以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下操纵信息，这个环境是外在和内在决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受任何单一因素的控制。游戏可以摆脱强制和“必须”的心理状态，或者避开不相干的“不必做”的意识状态。因此，游戏取得了我们在描述涌动体验提到的自我--环境的和谐一致；此外，两者在动力学方面也是相似的。例如，Berlyne认为当有机体感到厌倦时，游戏会发挥刺激--寻求功能，但是当有机体感到焦虑时，游戏会发挥唤醒--降低功能。其他理论家也强调游戏的积极作用或其他功能；例如，Ellis把游戏看作是一种刺激寻求，弗洛伊德、维果斯基和埃里克森认为游戏是通过以象征的方式处理问题来缓解紧张的安全方法。
同时，自我的分化与整合方面，游戏所起的作用也与涌动一样。当游戏是一项探索活动时，能为个体带来新异感；当游戏是一项模仿性（或重复性）的活动时，能使个体形成习惯。在生物多样性和延续性方面，Vandenberg将游戏的分化和整合作用分别比作遗传变异和DNA的功能。在文化多样性和延续性方面，游戏也同样重要。许多理论将游戏与人类的创造性、成就和灵活性联系在一起。Huizinga把游戏看作是文化制度的根源，这是对游戏重要性的最高评价。
总而言之，幼态持续通过适宜的刺激环境的建立与游戏联系起来，这种环境是父母投入了大量精力而为儿童提供的没有生存压力的环境。Groos从进化论的视角出发，指出人类个体成熟前的一段时期正是为了游戏而存在，游戏时间的长短与有机体最终达到的复杂性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当涌动体验与游戏（即将游戏还原到成人的组织水平）被看作是同一连续实体时，Groos的表达式就可以扩展至涌动体验；换言之，就成人持续获得涌动体验的程度来说，他们的生活反映了一种不断发展的幼态持续模式。这一发现同前面提到的关于生命后期复杂性的实例是相符合的：个体对其注意进行调节以不断获得涌动体验，进而使其“游戏”的能力在成年期得以维持。
如果能够更好的了解哪些社会条件可以有效的利用幼态发展模式，则可以帮助我们从中获得更多关于个体发展的知识。从婴儿与抚养者之间的依恋关系中，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这些条件的重要线索。在不受自身问题困扰的情况下，父母亲通过进化，已经准备好通过不断的调整支持与挑战来创设一个游戏空间，以帮助婴儿调节其唤醒水平。婴儿期、童年期和青少年时期的最优发展结果都和支持与挑战相结合的教养方式有关，我们认为这不是巧合；这种结合——从它们为最优体验创设的适宜条件的程度来说——与幼态持续的进化逻辑是一致的。因此，未来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以探明家庭（或者其他社会化环境）是如何促进最优体验以及最优结果的生成的，也会告诉我们怎样创设与我们生物潜能更为一致的社会环境。
有关成功的老年人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无止境的发展的含义。本章中有关复杂性的实例表明，询问终身学习者是如何让自己保持对学习的兴趣与卷入的，是很有价值的工作。然而，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在成人后期，“保护性”的社会条件是否仍能起到促进最优经验的作用？个体通过对其经历过的支持性和挑战性条件的内化之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这一调节机能？尽管本章重点关注的是个体在最优体验产生过程中所负的责任，但必须明确的是，社会条件仍同等重要。比如，我们所采访过的不少对象都在学院里有终身或名誉职位；很多人都有非常乐于奉献的配偶，大多数人都不必为经济问题发愁。进一步研究成功的老年人，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体自身的激励品质和社会条件是如何共同保持幼态持续的。对诸如早期的亲子互动及发展理论等儿童发展问题的了解将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