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7日，应出版社邀请，我前往一图书馆等待采访一位法国童书绘本大师，埃尔维·杜莱。
采访前两天，我在互联网搜索到七篇中文专访，都是最近发表各类母婴论坛上的。还有八篇英文专访，其中有一半内容和中文重合，另一半则是内容泛泛的专栏文，没什么意思。
从这些资料中，我拼凑出杜莱的简要生平，以及几个打动人的点：他16岁时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他发现了书——充满叛逆、理想、政治、艺术驱动、超现实主义、让·保罗·萨特、贫穷，等等；他希望孩子们创造出开放、参与性、互动性的书，献给孩子和大人；他的书里通常只有简单的文字，因为他希望孩子们在识字之前就知道书籍对生活有多么重要；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只有孩子可以享受的，所以最好的图书灵感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一起玩。
真可怕呀，这么一看。身为阅读周刊的实习记者，从庞杂的访问资料中拎出来的，全是杜莱对书的看法。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思考模式固化成僵硬的you are what you read了呢？想写好作家的人物稿，只关注他与书的羁绊，显然是不足取的。
到达大兴区图书馆时，活动已经濒临尾声。挤过拿着手机为孩子拍照的热情家长，我看到160个孩子分别围着五张长长的画纸，每人手里拿着一个装了四分之一杯不同色颜料的透明塑料杯，用画笔和刷子在纸上涂涂抹抹。画卷中有的部分还能清晰地看出五颜六色的圈点图案，有的部分，就干脆糊成了一团脏兮兮的混合色。
埃尔维·杜莱183CM的高大身影在孩子群中并不显眼，因为场地里挤满了小朋友最忠实的狗仔——家长。以女性为主，这些温柔细心的母亲，拇指在屏幕虚拟的快门上以抽搐的速度点按着，唯恐漏掉自己孩子接近艺术家的分分秒秒。
我在高中美术课时参加过类似的工作坊，擅长讲述中国艺术的吴荻老师破天荒地准备了两堂Abstract Expression课，我至今都记得J.Jackson Pollock那幅用滴洒法创作的1948年5号作品。就算评论家盛赞其“在看似随意的泼洒中，狂野而富有张力的色彩线条有着自身的逻辑，隐藏着戏剧性的偶然效果，画家也在移动中即兴而刻意地编排着视觉音乐的节律”，就算它从创作次年展出开始就年年看涨，2006年11月3日拍卖出1亿4千万美元的高价，自小看着迪士尼动画长大，喜欢古典作品的规矩柔和的我，还是无法称其为“艺术”。
前人的肩膀是现代人摆脱不掉的诅咒。所有的反叛、撕裂、重构、创新，都掩藏不了高山仰止的自卑。日光之下，永无新事。而吊诡之处在于，你的镣铐起舞无中生有，会在若干年以后成为他人痛苦的源泉。仔细想想这还是比较爽的。
我记得吴荻老师在高三楼那个巨大的锅炉水管雕塑前推开一张长长的白色宣纸，文科班的每个人都拿着一支毛笔，一盘颜料，还盛了小汪一得阁墨汁儿。我们拿毛笔蘸上调的稀稀的颜料，手肘固定，手腕一抖，那颜料汁就飞溅上去，带着力道和动感。你看，创造变成了一件如此简单的事儿，不需要画三个月鸡蛋，也不需要对着石膏像苦练光影造型基本功，甚至不需要学习握2B铅笔的标准手势。只要挥挥手腕，你就可以玩“艺术”。
所以艺术到底是什么，在这个人们言之凿凿确信无疑又满不在乎的末法时代。
我的新闻稿是这样开头的：埃尔维·杜莱有着一张属于法国小男孩的脸，好像下一秒就会在你家的白墙上留下大眼睛图案的涂鸦。他穿着一双蓝色的毛线袜，在160个正拿着画笔涂涂抹抹的孩子中间走来走去。他不时蹲下身，抓住某个孩子的手，引领他在画卷空白处点个点，画个圈，或者向某处“唰”地延伸出一条线。孩子们受了他的鼓舞，啪地在画纸印上手印。活动结束后，孩子们交出了五幅长长的画卷，饱满热情的用色和简约抽象的造型让人感受到孩童蓬勃的创造力。杜莱站起身，牛仔裤膝盖处全是五颜六色、斑斑点点的颜料。“我就是一个浑身都是彩色斑点的人。”他说。
非常可爱。事实上，活动在嘈杂喧闹中结束。大兴区图书馆的志愿者妈妈们不得不拿出强硬的姿态维持现场的秩序：“请家长们回到座位上，给孩子们做一个好榜样。”“没有签名合影环节，请家长们带着孩子迅速离场。”请字开头的祈使句总是干脆利落不留情面，一部分家长听到这样的指示，就变成了顺从的孩子，离开了。杜莱一直很温和，工作人员努力清场的时候，他对家长和孩子们的签名合影要求来者不拒，在镜头前笑眯眯。而那五幅孩子们集体创作的长卷就躺在大理石地砖上，无人问津。我不知道它们会被怎样处理。
应付完所有家长，我们来到图书馆地上的休息室。他脱掉印满眼睛图案的红色T恤，换上舒服的白T，洗干净双手坐下来。我问他对中国和中国小朋友的印象，他平静的说了一嘟噜法语。旁边担任随行翻译，同时也是杜莱中国行活动的运作者，法语联盟的赵女士立刻说：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刚刚做完两场活动，对国家和城市没有太多印象，只对活动有印象。全世界的活动和孩子都一样，有参与性，非常好。
我想赵女士有点紧张了，也或许是我这个问题过于常规和官方。开门见山问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似乎是CCTV记者常干的没话找话的事儿。我又追问，中国的小朋友有什么特点吗？赵女士说，全世界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只有大人不一样。
这大概是一种隐晦的批评。我在网上查到了两段杜莱的视频，全是他一人单枪匹马和孩子们玩的场景，而刚刚结束的活动中，拍照的家长比作画的孩子们更欢脱。请他再谈谈对中国家长的看法？赵女士立刻翻译：“再次重申他是艺术家。是来跟孩子们做活动的。中国的家长问题、教育问题他没有时间去看到。就算看到也是他个人的。家长怎么样他也不关心。他是个艺术家，只关心自己的活动。”
我有点丧。杜莱说话的语调平静低沉，而赵女士的声音相对来说高亢尖利一些，我觉得自己正面对着两个截然相反的采访对象。一个是温和柔弱的艺术家，另一个，是他强悍的保护者。我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没有被正确地传达过去，更不知道自己得到的答案经过一重匆忙的转译是否符合字面的意思。
我又匆匆提了几个关于杜莱和孩子们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他在几年前接受专访时就谈到过，所以气氛缓和了一些，赵女士以品牌宣传的口吻讲述了他和孩子们相处的不同模式：像刚才的活动一样，集体性，表演性的工作坊中，他和一大群孩子进行短时间的泛泛接触；深入欧洲学校，和孩子们长期待在一起，他走后会收到孩子们的来信；特地选择孤儿院、盲童福利院、儿童医院、战争区和贫困区的儿童，和他们一起玩。“环境不同，孩子永远一样。”赵女士替杜莱又强调了一遍。
我身边的记者提起杜莱有本已引进中国的童书《点点点》在家长中引发的困惑。这本书的宣传文案写的很玄乎：“按一下会变多、摸一摸会变色、摇一摇还会跑得到处都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颠覆了传统童书的概念，作者采用当代全新的创作观点，把书变成可以和孩子玩互动游戏。”但是很多家长却说看不懂，没意思。
杜莱有点惊讶，赵女士回应说：“孩子和家长的不同反应可能是中国的特性，他走了这么多国家，就算在非洲，家长可能比孩子们更震惊，孩子跟他更接近，家长自己看到书就变成孩子了，就变成儿童了。所以他的书不仅仅是给孩子们看的，是面对所有大人，所有心里面有个孩子的人的，所以大人看到书找到自己心中的孩子的时候，自然就跟自己的孩子更亲近了。”
他对中国家长的看法，大概可以总结成五个字“不够孩子气”。但是他不会说出来的。批评不好玩，一起创造才好玩。那些看不懂或者不喜欢他书的人，拿不到进入游乐场的入场券。不过他是艺术家，他必须宣称自己不在乎。
举着明年要出版中文版的游戏书和《一本有洞的大书》，杜莱有些兴奋地开始讲述他对游戏和书的思考。开放、参与、活态、互动、可能性……艾玛，简直可以直接把老六用互联网思维做《读库》的出版产业分析新闻稿拿过来套。我一边听，脑子里一边滚弹幕：“文学的另一种可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开放式编辑……”如此种种。这让人心生疑虑：追求完整、完备、完满的传统美学已经落伍了吗？大家为什么都要生活在别处呢？不过我这样的疑问本身也是对可能性的可能性的思索，我像他们一样不满足。对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双重不满足，会让人加重怀疑一切的痛苦。
问答十五分钟，讲书十五分钟，半小时的专访时间转瞬即逝。挫败感和“我本可以做的更好一点”的失落终年不散，稿子写出来得到童书责编和赵女士的肯定也让我不安。我感觉自己在写作高级软文，在合谋编织一个完美的顽童艺术家形象，成为商业世界的若干推手之一。
写这篇流水账之前，我给知依发了一堆微信：要写作者专访的人物稿，该怎么写出彩呢？好像除了泛泛而谈当传声筒，没有别的方法，除非能像操作大特稿一样，十个外围，跟三天。怎么能在接触对方十分钟内找到他身上的故事性，找到核心驱动力和冲突所在。像杜莱，他就是特别开心，把自己藏得特别好，再加上语言不通，他被翻译像护犊子一样保护着。我觉得自己根本没触及到他的核心，艺术家创造力之下的悲情，我不相信他是一个特别乐天的人，他选择对社会现实避而不谈，只跟孩子玩耍，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点点原因，与其说是核心，不如说是对核心的某种敏锐的预感：我们与世界格格不入，我们要保护睡在心里的孩子。与未完成为伍，与可能性共舞，拒绝闭环，拒绝盖棺，在诗意反叛与离地半尺间永垂不朽，在虚无主义和无中生有间拥抱无意义。
杜莱自己在一个英文专访中说起自己的driving force：working, for the mind, trying to create surprises and magic suffer from nothing or the very little.我英语不好，不知道怎么翻译suffer后面的短语，那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