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民俗学重视集团的研究，重视其规范性和持续性，比如说村落。而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关注个体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因为个体是构成群体和集团的基础，通过寻求个体与全体之间的结合点来探究个体如何将“民俗内在化”，借此重视个人的行为。

    文中提到“这种场合下的个人相当于布尔迪尔所说的行为者。所谓行为者，是将构造自我内在化，同时将自己外在为构造，是作为反映习惯或规范的个人存在。”我认为这句话可以结合下文来理解“与祭礼相关的人们是如何将规范或习惯内在化的，在此基础上又是如何构建或再构建自身，使其外在化的。”所谓构造，是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这里指的是个体，“构造自我内在化”是指将社会或团体中认可的规范和习惯化为自己的东西，可以是内在的素质和品格，“外在化”是通过语言、行为、动作、为人处世的方式等将它表现出来。文中举的例子是祭礼，人们可以将与祭礼有关的礼仪、步骤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在每年的祭祀活动中通过自己的动作行为将其表现出来，这就达到了“内在化”和“外在化”的过程。而在现实生活中，比如我们可以把爱惜粮食的观念转化为自身的习惯，在此基础上通过日常生活表现出来，在行为上做到不浪费和光盘行动。

    而要以个人为研究对象，则需要关注life history，即个人生活史，文中将life history和life story做了一个简要的对比，life story是个人针对某一特定时间所发生的故事进行的主观叙述，life history是在life story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编辑和记录，也就相当于是二次创造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实际上都会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虚假性”。被采访的人可能会由于环境的改变或者为了迎合采访人的需要而进行部分的编造，所讲的内容与事实之间会存在差异；后期进行整理和编纂的人也很难做到完全符合被采访人讲述的内容。谎言的存在是主观的，并非客观的，我们只能在采访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环境的改变和诱发式引导，避免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存在，使讲述人的的讲述尽量贴合事实，后期编辑尽量做到减少语言的变动，保持文稿的原汁原味。

    宫本认为：“有时也会将一些虚假的东西当做资料，这些谎言也是为了获取别人的相信而编造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些谎言能够和其他的关于信仰的叙述互相印证。”在我看来，谎言是可以有价值的，但它有价值的前提是知道这是一个谎言，这样才能将谎言和事实进行对比，然后探究为什么会出现谎言，这和当时的环境、文化、信仰之间有何关系，也可以通过这个谎言去了解一个人的行为与想法。不管是能将谎言作为资料还是重要的资源，最重要的前提是知道它是“假的”，如果一个史料记载或者个人life story的真假无法辨别，势必会对研究造成影响，混淆视听，又何谈价值呢？

    文末结尾得出两点结论：①重新考察研究者当中潜藏的“自明性”，这是转换视点的契机；②共同体内部的多重记忆不断地被构筑，而且这些记忆都是并存的。所谓“自明性”就是自然而然地就明了了，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而默认为理所当然，这就是M对祗园太鼓的描述是“没有叙述的话语”，因为它是神社的祭礼活动，在共同体内部处于特权地位，也就是主体记事，代表了某种权威，而且在共同体内部已经达成了共识，这是主流story。

    记忆并非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被构筑的。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几篇文章。《记忆与祖先观念》中是这样说的：“过去富有柔软性，每当被想起便进行生成，想起过去并不等于直接复制过去，它是以适合现在的状况的形式制造过去”，《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社会是一代一代变更的，社会记忆使社会历史代代相传，情感使记忆变得鲜活起来，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通过波澜起伏的变化方式获得社会的连续性”。三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提到了记忆并不是对过去的复制，而是在回忆的过程中进行再造和构筑，以适应当下的状况，不仅是满足自身的需求，还是满足社会的需要。有时事件是相同的，但当事人的经历不同，情感不同，对同一事件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融入不同的感情，呈现不同的记忆。就如文中的N和I所讲述的“无法松”言论都是对小仓祗园太鼓进行记忆重构的过程，同时也体现了两人不同的价值观，这就不是主体记事，也不是主流story，而是新story了。

    或许这就是作者写作的目的所在，祭礼、祗园太鼓只是一个例子，通过在此中关注个人行为，可以更好地了解到研究个人生活史对于民俗学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