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历史之五十七：唐朝篇十六
一代明君唐宣宗李忱究竟为何要打击一代名相李德裕？
文 和运超
唐宣宗李忱，原名李怡，历来认为是晚唐一个比较优秀的皇帝，或许还要算最后的一位。之后的懿宗、僖宗、昭宗，大部分时候都在以泪洗面，默默哀叹大唐大厦将倾，行将落幕。
民间传说唐宣宗少年曾经流落江湖，躲在寺庙避难一段时间，所以他对释门佛家很有好感，感觉是纯属虚构。少年时期的光王李怡虽然在李家儿郎中不大被瞧得起，也不至于——或者说不大可能流落民间。
李怡成长在穆宗、文宗时期，他是一代雄主唐宪宗的儿子，属于被强大的宦官群体重点看管对象。而神策军能控制京师，尽管名义上还有金吾卫军负责外城的居民生活区。皇子稍微长大就要安置到当年的十六王宅（虽然是外城，但就在大明宫的南门外），原则上一直都在神策军眼皮底下，光王李怡不可能轻易脱离控制，连去一般老百姓的居民区恐怕都不现实，怎么可能浪迹地方？
关于唐宣宗流落民间寄居寺庙的说法，原本也是五花八门，有说是河南淅川香严寺，有说安徽泾县宝胜寺。这一传说的确来源唐代，最早出自是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录》（共十卷）。他就生活在宣宗之后的懿宗、僖宗时期，后来当宰相。
按说韦昭度就比宣宗晚一辈，感觉很接近事实，声称武宗李炎几番要害李怡，不得已躲入粪车逃出长安，在外浪迹三年。之后是五代十国，对宣宗流落地方的渲染更加多，比如从晚唐前蜀到荆楚的孙光宪《北梦琐言》是非常出名的笔记史料，也写李怡早年浪迹江南名山，访问僧道。类似还有南唐史官尉迟偓所著《中朝故事》，说光王出逃是得到一些好心宦官相助，以宫车运出长安。后来到宋代的一些佛家史料像《五灯会元》就更突出了。
实际这种故事流传主要是抬高宣宗得位有某种传奇色彩，尤其对武宗毁佛一事进行否定，加强宣宗与佛门的渊源。会昌年间佛寺大部分遭难（甚至连带中土明教摩尼寺和一些祆教寺），全天下被特别保护的佛门寺庙不多（极个别有皇家渊源，比如得到皇帝御书的大寺才幸免遇难，著名例子就是成都大圣慈寺，玄宗躲避安史在成都居住在庙中还敕令扩建，亲写寺名，会昌年间就没有被毁），光王李怡能到哪里去寄居佛门，甚至还出家？换句话说，说他去游历道家宫观恐怕还靠谱一些。
历史上北周武帝、唐武宗和之后周世宗柴荣三次大举毁掉寺庙，目的都很相似，就是释放人力，编入户籍能够增加收益。额外北周武帝和周世宗还为了有兵员扩充军队。
光王就算到民间，就算地方有残存寺庙，当时风声鹤唳，恐怕见到他也不敢冒险收留。光王李怡可是一个青壮男子，很容易被清查出来。笔者之前论及唐初贞观时期民间状况还曾强调，唐代比较清明太平的时期，普通人就算跨州过府都手续麻烦，需要各种备案。初唐、盛唐时期所谓游历天下的文人，一般都是借公事，要么就遭贬谪，所以才会在诗文中流露感慨，否则，一般人哪有机会漫游大好河山？
安史以后，中原各地流民增多，虽然确实民间流动性增大，但换句话说，冒险的成分也增大。但是从德宗、宪宗到武宗几代都有过恢复百姓生计的努力，伴随朝廷解决藩镇问题，自然也要树立相对严谨、规范的管理地方的制度。关中、河南一直是唐朝腹心之地，更是重点所在，我们的光王李怡又能够去哪里？所以这个传说尽管是在唐宣宗过世后不久就开始流传，但根据当时客观情况看（主要是之前唐武宗时期的背景），可信度不算高。
光王李怡之所以能够登基成为唐宣宗，完全依靠宦官头领马元贽扶持，撇开武宗的五个儿子坐上龙椅。李怡要比武宗李炎大四五岁，当时已经三十六七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他接手的唐朝，经过李德裕和武宗一番大力整顿，不论在藩镇痼疾还是凋敝民生方面，全都有一番新气象，所以，唐宣宗简直捡了一个大便宜，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本来马元贽扶持光王上位是得到宰相李德裕的认可，都知道，李德裕是会昌时期的灵魂人物。光王几十年来一直是京师宫廷的著名宗室蠢蛋，号称连话都说不利索的中年怪蜀黍。那么，李德裕能够支持这样一个年长皇帝，除了代表宰相六部官员对官宦神策军方面的妥协，主要还是外朝依然可以由他主事，这才说得过去。可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宣宗很快摇身一变，用强有力的事实证明他并非大家口口相传的“傻白甜”形象。《旧唐书》称：及监国之日，哀毁满容，接待群僚，决断庶务，人方见其隐德焉。《资治通鉴》则记载：“自即位以来，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
对李德裕在武宗时期营造的氛围，唐宣宗要刻意改变。他尽力缓和当时非常压抑的朝野气氛，就以牺牲李德裕迅速立足，博得众多文武大臣，尤其牛派成员拥戴。牛派大臣大多虚有其表，崇尚诗文辞令，他们反过来又为宣宗树立威望起到很好的铺垫。大中时期为宣宗在后世创造所谓“小太宗”形象，感觉有君臣刻意共谋的机缘色彩。只不过，仅仅施展才干不过五年的李德裕，成为一个无奈的祭品了。
唐宣宗推翻会昌局面的行动非常快。坐上龙椅不到一个月，武宗李炎尚未正式下葬，就改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调离长安，众人都震惊。武宗所宠任的道士赵归真当然以追责的名义被杖杀，轩辕集流放岭南，处置方士本来可算有的放矢，可要说宣宗真的是大义凛然地反感方士，却并非如此。十年之后，他到晚年又将轩辕集召回宫廷询问长生之术，所以，登位之初的措施完全是围绕巩固地位，并非要真的做出一番与武宗完全不同的新气象。
当武宗下葬后，李德裕再调东都留守，同平章事被解除。次年冬，武宗时期的吴湘案被重新审理，李德裕再贬潮州司马。大中二年（848）秋，贬为崖州司户，次年冬李德裕就卒于贬所。究竟唐宣宗李忱与李德裕有怎样的恩怨，要非将李德裕贬死不可呢？
过去许多研究一般都聚焦君相之争的框架，这肯定是原因之一。对于费解的历史现象，后人往往通过种种套路，希望像运用数学公式一样解答一些疑惑难题，为的是方便后人接受和理解。可实际任何一件比较重大的复杂的事件，何以会发生肯定都不简单，并非我们教科书式的条条框框可以照本宣科。
唐宣宗李忱继位以后当然希望一切能以自己的方式办事，他不会再像武宗李炎那样乐意把筹划大局统统交给宰相，而皇帝只是提出一些想法意愿，或者选择判断宰相、六部大臣拿出的各种方案。像李德裕甚至还会帮武宗李炎判断，进行一些劝说和解释。
唐宣宗李忱与李德裕的矛盾恐怕并非单纯是皇帝和宰相的职权问题。
李忱的确带有强烈的报复色彩，有复杂的心理压抑太久后爆发的宣泄因素。后人基本都承认，唐宣宗绝非那种是非不分的昏庸之辈，甚至个人素质的好评还比武宗李炎多一些，所以，他反对李德裕的行为，直到要置对方于死地，照一般皇帝和宰相基于职权划分的“公事”分歧，实在难以解释，几乎显得不可理喻。
这一矛盾背后分明有李忱解不开的心理死结，他要搬掉李德裕这个绊脚石，一切事情要自己说了算，借惩办李德裕树立自己的龙威，强烈证明他内心的自卑与自强两种隐秘情结互相纠缠，牢不可分。
首先，从李德裕参与朝廷公事开始，辅佐文宗、武宗两个侄儿辈的皇帝，在朝野威望显赫。李忱在宗室和大臣之间，过去毫无地位，甚至被嘲弄。就像俗话说，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李忱，必须把当时高高在上的李德裕当做最大的目标，必须要强势压制，说白了，李德裕被当成了新君的靶子。
其次，从宗室传承传统来说，李忱作为唐宪宗后期所生排行很小的儿子，根本无缘皇位。不仅出身差，还生的晚。在宪宗的嫡子穆宗李恒登位之后，按说皇位一旦传给他自己的儿子，这更加符合礼制规矩，之后，传承就自然远离了其他同辈皇子。
之后敬宗、文宗、武宗的传承几番遭遇变数，实际又回到兄弟相传的轨道，无形中滋生李忱自强的念头，因为他不服命运！李忱成长以后，自我感觉比李恒和儿子李湛强得多，内心总以当年次子上位的太宗世民为榜样（最终留下小太宗的绰号显然是宣宗刻意营造的舆论）。
李忱并非单纯看扁哥哥李恒和侄儿李湛，实际还有对郭太后及其子嗣充满深深的敌意，忍了二十多年羞辱和嘲讽，朝李德裕与郭太后所代表的一切释放他的愤恨。
李德裕不仅是宪宗名相李吉甫的儿子，他还是群臣派别纷争的焦点，一直处在旋涡之中，尤其会昌年间整顿朝野已经得罪许多人。像白敏中(白居易的从弟)、崔铉、令狐绹等一大批人受李德裕压制，被宣宗召回提升宰相以后，由他们不断罗织罪名，最后将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崖州就是海南岛三亚，李德裕是前往比苏东坡还早近300年的海南岛，可想而知会多么荒凉原始。
白敏中其实最早也是李德裕发掘，推荐当翰林学士知制诰。以德宗以来的翰林学士是接近皇帝的天梯，足见李德裕对白敏中充满赏识。当时大诗人白居易名头显赫，武宗本来也想启用，但白居易已年老，死于会昌末年。李德裕就认为白敏中的才华见识都不亚于白居易，可能是哄武宗高兴，但也表明他对白敏中是有期待的。虽然没有很快重用，也不算当真严厉的压制。
可白敏中的确是有攀龙附凤之心，对武宗年间受冷遇很不甘心，宣宗即位后的一些举动，让他看到机遇，就和崔铉找各种理由对付李德裕。因为李德裕是卓有声望的一代名臣，宣宗作为新君要以积极正面的形象示人，不能直接以某些罪名就处死李德裕（毕竟不可能涉及什么十恶不赦的大错），所以就采取“折腾”的方式，当李德裕被远谪天涯的时候，除了留下文书对白敏中会如此对他感到郁闷，唯有世交子弟段成式（段文昌之子，《酉阳杂俎》的作者）还有书信往来，宽慰李德裕。
而白敏中靠对李德裕恩将仇报升迁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跟着加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太清宫使，封太原郡开国公，食邑2000户，在大中前五年里多达十三次升迁（大中五年还立下过招抚西北党项等的军功），位居四辅之首，可谓风光无限。
而崔铉很早已经对白敏中有嫉妒心理，想设法排挤他，提议让他去应对复杂的部族问题是设下一个圈套，可白敏中福星高照，结果大出意料。
当时西北党项随着河西张义潮对吐蕃的反抗，他们的势力开始扩展，对周围的州县有很大滋扰。宣宗对白敏中正宠信有加，以当年裴度出征淮西的使相礼遇，居然不负期望顺利解决，后专任邠宁节度使，简直叫嫉妒白敏中的崔铉吐血。
白敏中当然不可能与裴度相提并论，更加没有军事才华，但他以收买笼络的方式居然遏制了党项的进一步行动。跟着大中七年（853）改西川节度使又是需要去应对西南诸部的问题。白敏中在成都坐镇五年，同样把地方理得很顺，整训军队，巩固边关，发展生产，尤其在成都开凿金水河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实在颇有成绩，被加太子太师。
如从客观看，白敏中对李德裕一事很让后人不齿，也算不上具有什么特殊才干，可他也不是纯粹靠溜须拍马胜出，更不是完全毫无本事的家伙。白敏中在牛李纷争最后的阶段，除了人际关系倾向牛派，以及保护自身利益，总体个人修养还是过得去（这一点就好比德宗时期为人同样糟糕的卢杞也很清廉节省）。换句话说，白敏中也不完全就属于李宗闵、牛僧孺那种对朝局完全保守的人物。毕竟他是由李德裕推选出来的，显然他有渴望积极有为的一面才能被相中。所以，面对这些人生轨迹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其内在真的很多面，一点不简单。
如果李德裕还可以说主要是宣宗做大事的绊脚石，实际更有私人恩怨的是郭太后，更加体现宣宗出身寒微的自卑心理。其母郑氏不但不受郭太后喜欢，本来就是郭氏身边的一个侍女，这是李忱心灵上一块抹不去的，带着耻辱感的身份烙印。
之所以郑氏会做郭氏侍女，因为她过去是宗室李锜的宠妾。李锜在宪宗元和初期曾在地方图谋生事被讨伐。府上有两个著名妾侍，一个是生下宣宗李忱的郑氏，另一个是被大诗人杜牧写入长诗的杜秋娘。恰恰她出自地方宗室逆臣身边的妾侍，连带生下的儿子李忱，正是被郭氏和宗室亲贵看不起的根源。
宪宗之后的穆敬文武几代，穆宗李恒是郭后的亲子，李忱的同辈兄长。敬宗李湛是郭后的孙子。文宗、武宗虽然是宣宗李忱的侄儿辈，年纪其实也相仿（敬宗李湛和文宗李昂都比李忱大一岁，武宗李炎也仅比他小四岁），文武二君与郭后没有直接血亲关联，但他们的母亲皆得到郭太后首肯。文宗李昂对郭太后非常孝顺，经常奉送好吃的孝敬。
武宗虽然任性贪玩，可也会博郭太后喜欢，比如请教如何当好大唐天子。郭氏曾教导：“谏臣所上章疏应当留心阅览，觉得可行的就采用，如有不妥之处，可以征询宰相的意见。不得拒受直言，不要听信谗言，要以忠良之士作为心腹。这样就能成为盛德天子。”
由于当年宪宗死的时候流传许多风言风语，像宪宗被宦官所害，其实郭氏有所参与意图扶立穆宗登位的潜在因素。虽然一直以来无法肯定，但如果分析疑案形成，从谁最受益的角度，郭太后实在很难摆脱加害宪宗的嫌疑。
到宣宗坐上龙椅，他很难从自己仇恨郭氏的角度宣泄对其打击，隐忍二十多年后，在李德裕罢相不久，逼死郭太后且不许合葬宪宗陵寝，正式抬出宪宗之死的疑团作为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
大中二年（848）六月初一，堂堂太皇太后的郭氏在宫中居然上演一出尴尬的跳楼秀，当晚就神秘离世，很大程度就是被宣宗刻意逼迫。
当时，太常官王暤奏请将郭氏合葬于宪宗景陵，宣宗非常不高兴，命白敏中责备王暤。王暤反驳：“郭后是唐宪宗在东宫时的元妃，作为儿媳侍奉唐顺宗，经历五朝皆为天下母后，不应再有异议。”白敏中只能以发火下台。
当时另一大臣周墀也加以指责（周墀也是牛派人员，文宗甘露之后被软禁宫中，曾向周墀哀叹自己不如汉献帝），王暤始终不肯屈从。周墀说：“王暤确是孤傲耿直。”宣宗将王暤贬为句容县令，最终入帝陵陪伴宪宗的是宣宗之母郑氏。
从家世背景看，李德裕和郭氏都出身名门，而唐宣宗与其生母出身相当卑微，所以他首先把目光转向相对不大起眼的白敏中、令狐绹、牛僧孺等。然后将之前被打压的李宗闵、崔铉、杨嗣复、李珏、崔珙全部调回，以此恩遇来收拢名门子弟的口碑，所以大中时期就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所谓牛李之争。
这是宣宗从朝廷官员上层挣得拥护的手腕，再以一些学者研究，宣宗很可能很早就与一些属于翰林学士阶层的官员暗中往来，至少与白敏中、徐商、韦琮等交往非常早，这些人在李忱登位之际帮忙巩固皇位有很大作用。
其次，宣宗大力恢复寺院，也是借此安抚僧侣和民间士绅阶层的手腕。之前唐武宗和李德裕大力整肃教门寺院，财产被剥夺，强迫人员还俗，经籍散佚。不仅是单对佛门，连明教摩尼寺、祆教拜火祠、景教大秦寺等全都受到波及，这是佛门历史上号称“三武一宗”劫难范围最大、也最严厉的一次。当时百姓不论贫富，大多数也有各种信奉，甚至不乏痴迷者。尽管会昌年间从朝廷执行下来比较严苛，确实客观上减轻了许多百姓供养僧尼的负担，使社会免于陷入之前历次迎佛骨一类的狂热。
但是，唐宣宗即位后，很快使各类教门得到恢复。整个大中年间，唐宣宗虽然凭借较强的个人能力维持社稷比较平稳，可从根基而言，依然仰仗会昌年间李德裕打下的基础。
大中元年（847）三月，宣宗就下诏：“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资治通鉴》就对此评曰：“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胡三省也叹道：“观通鉴之书，则会昌、大中之是非可见矣！”
不要说通鉴和胡三省是宋代对唐代的回顾评价，实际这一弊端在宣宗年间就有人提出警惕，大中五年的科举进士孙樵就上书： “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右东门之劳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
中书门下也奏报：“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
若回顾会昌年间之所以行事激进，主要还是为维系平定藩镇的战事，缓解经济压力，从今天的话说是一种战时特殊策略。因为从宪宗到武宗，都是战事频繁，而经济凋敝从唐德宗结束安史之祸从未得到完全恢复，钱币财政非常紧张，唐德宗甚至多次下令禁止现钱出境，京师长安屡遭战事，大量商人带了钱到别处贸易，使长安的钱币更加缺少。很多地方市井交易都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
唐宪宗算是后期最积极有为的皇帝，一共在位十五年，就有十二年在平定各地藩镇，进一步造成贞元以来的经济紧张。各地出现大量“虚钱”，价值越来越大，从以一当十到当三十，甚至当五十。
最初唐肃宗在平安史时已经产生当钱。此后民间流行以物抵值，进一步促使“虚钱”的流通，完全就是当时经济困境的反映，也是唐德宗会更改税法的一个背景。到唐宪宗期间为了恢复市场和加强财政，还于元和六年和十五年进一步调整税额，这就是为什么官府和民间会出现一些变通交易方式，所以唐朝后期还出现有异地支取的“飞钱”。安史之后经过几代皇帝林林总总的困境积累，到李德裕对唐武宗时期大局的把控，终于促使通过再一次对教门进行整顿打击，临时缓解朝廷官府的经济压力，这就是会昌毁佛的根本大背景。
唐宣宗刚继位就力推恢复寺院，实际正如后来的批评，朝廷官府还并没有完全扭转经济的困境。唐宣宗明明享用了李德裕整顿几年的成果，却又一改会昌时期的措施，纯粹出于对李德裕个人名望和行事方式的不满。但是，唐宣宗在大中时期的主张并没有在会昌的基础上有多大积极因素。
比如大张旗鼓恢复教门的兴旺，同样不过五年，准备要与党项羌作战时，宣宗就感到来自舆论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下令限制建造佛寺。次年底，中书门下又上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宣宗从之，不得不吸收会昌年间的一些严苛措施。
唐宣宗在多数时候，很想表现相对怀柔的治理方式，故意回避一些困难和隐患，比如支持白敏中以笼络的方式解决党项危机，比如民间实际已经在酝酿着矛盾，包括其他边疆地区也有一些矛盾。
总的来说，唐宣宗的确好运，以至于一登位就有河西归义军的出现，让唐朝声威在边疆有所恢复，其他各方面问题也基本能够顺利摆平或遮掩，社会局面仰仗会昌时期的基础，没有进一步恶化。可一旦宣宗死，很快这些被掩盖的系统漏洞立即爆发，也就懿宗、僖宗两朝，大唐社稷就摇摇欲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