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尚未必真正理解企业，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多样性。
无论是否身为企业中人，当我们身边出现了对一家企业抱有太多的不满、抱怨、不适、牢骚、鄙视，甚至盲目地谩骂时；或者与此相反，当我们对一家企业普遍充满了无以复加的赞扬、赞美，推崇，甚至盲目地讴歌时，即说明我们仍沉醉于某种迷信或消极不切实的期待之中，既抛弃了理智，也湮没了情感。
我们不是理论家，且不展开类似“企业如何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这样复杂的话题。只是从企业自身，以及设想为自己身为一个企业人的视角，做些必要的观察、阅读、理解和思考。
一、非凡的创见
彼得.德鲁克在1978年出版的《旁观者. 斯隆的专业风采》文章中提到：
在我所有有关“工业秩序的解剖”方面的研究中，我认为最重要，而且最有创意的，即是企业的工厂社区自治和授权给员工。但是管理阶层则有戒心，生怕“大权旁落”，因此不表赞同。
二战时，在员工自治下，企业的管理阶层和工会没有损失一点权威、特权，地位稳固如昔。我满怀天真地期望这种企业中的“工厂自治社区”的建议能成为我的通用研究计划结论中最令人信服的一点。—— 其中所谓“结论”是指1978年之前的30年前，即于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一书。
德鲁克接着说，在通用的管理阶层中，只有查尔斯.威尔逊（在德鲁克于1943年晚秋应邀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开展调查研究时，威尔逊时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最高营业主管。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的内阁中威尔逊担任国防部长）将“建设工厂社区和授权给员工”当回事。
为此，威尔逊曾策划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以“我为何喜欢自己的工作”为题的征文比赛。结果，通用汽车公司的员工约有2/3共襄盛举，参加人数多达20万人。彼得.德鲁克应邀作为由外界人士组成的担任征文评审之一。
德鲁克在《斯隆的专业风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威尔逊策划主持的这项比赛证明之前威尔逊和德鲁克自己的假设正确无误；也证实了“工业心理学”的某些研究成果，如赫茨伯格和利科特对工作的探讨。这些研究显示，工作的外在奖励如酬劳或升迁等，即赫茨伯格所谓的“保健因子”。若是有所不满，就会造成工作动机减低、失去工作的诱因；反之，对这些因素满意对员工而言并不一定特别要紧，甚至只能激励少数。成就、贡献和责任——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工作积极的动机和诱因。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工厂社区”值得向往，德鲁克还是无比清醒：
无论企业管理是如何组织的，无论管理人员是从何处招聘而来的，无论管理人员向谁负责，企业管理者的首要责任总是要保证企业的经济业绩。必须始终从管理的视角看待企业。企业利益不仅与企业单个员工个体的利益不同，也并非企业诸多个员工利益的机械加总。这种不同是性质上的不同，一个完全是经济性的，而另一个是经济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一种混合，且社会性占主导地位。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在方向上也不同：一个追求的是商品生产，另一个追求的主要是社会地位及公民权。
“工厂／员工社区”确确实实存在于企业之中。同时，企业的管理层既不能创建也不能消除工厂社区，在任何一个企业中它都是自发的。企业中的工厂社区的自主的自治机构不能成为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机构，它不仅职能受到限制，而且完全是从属性的。它既服从于且受制于企业追求经济业绩的需要，又在一定的限定范围内高度自主。它是解决一系列难题的可行答案。（参考1950《新社会》）
—— 对此，德鲁克深信不疑。
需要注意的是，1946年之后至90年代初，期间德鲁克相继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包括：1950《新社会》；1954《管理的实践》、1966《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73《管理：使命、责任、实践》；1978《旁观者》等。—— 这其中，尽管德鲁克未再过多地提及与“工厂社区自治和授权给员工”有关的、他自认为“最有创意”和“最令人信服”的这一主题，但从上述德鲁克著作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那似乎永远挥之不去的质朴而温醇的坚持主张企业内“建设员工社区”的人文情怀。这或许还正是德鲁克的著作最吸引读者入胜的地方。
二、德鲁克“工厂自治社区”主张的时代背景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转折。从农村社会到工业社会，传统的农村社区迅速瓦解直至消失，尽管这一“转折”在工业革命策源地的西方国度历经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漫长时间，但是，这与之前人类农耕时代数千年的历史长度相比，简直就是骤然间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对于中国，实现这一转变所经历的时间之短更是史无前例。
《经济人的终结》于1939年春问世。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1940-1945和1951-1955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称它是“唯一一本解释两次世界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德鲁克在该书1969年版的序中写道，所谓现代社会，“现代”的核心信念是：社会可以被建立成为理性的、有序的、可控的并且可理解的。然而，当时的欧洲社会已再度变得非理性、险恶且令人无法理解，不断遭受邪恶力量的威胁，个人毫无抵御能力。1933年，德鲁克在动笔写作该书的几个星期后，希特勒在德国掌权。1937年4月德鲁克从英国搬到美国，于年底前完成该书。
1942年德鲁克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工业社会的结构而起，它所谋求的是工业社会的原则、目标和制度。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必然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二战时的战争社会必将成为之后工业和平社会的先导。现实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现实只是存在于那里。现实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意义，是什么意义；它们是在创造还是在毁灭；它们是否解决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德鲁克认为，20世纪早期西方各国通行的价值观、信仰和制度都在分崩离析，工业社会的新秩序不可能因为西方社会的“一场内战”，仅仅通过打退外来侵略者赢得胜利，表明解决之道就存在于社会的内部。
20世纪的工业现实，即此一时代的代表性社会现象是大批量生产的工厂和公司。大规模的工厂已经取代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广大乡村和贸易城镇的位置。公司则取代庄园和集市成为基本机构，越来越多的人口正是置身于并通过这一机构组织形式进行着其物质现实。如果工业社会要以一种和平、非流血牺牲的革命的方式发展，就绝不会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理想目标必须找寻制度的力量，通过制度的组织才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原则虽不决定行事的具体方式，却决定着行事的内容以及行事的原因到底为何。
工业体系的现实，尽管渊源于重商主义社会和市场之中，但是从一开始就与重商主义社会所依托的基本假设大为不同，并且常常是非兼容般的格格不入。重商主义社会一直苟延残喘到1918年后甚至一直到1929年之后才真正解体。工业社会的宗旨和目标肯定不同于19世纪重商主义社会的宗旨和目标。经济活动不会消失，在数量上也不会减少。
三、多年后的反思
如果德鲁克后来自己不明说，我们很容易像其本人一样，即使发现在企业中难以实现也宁愿相信：“企业内自治社区和充分授权”是与工业社会秩序有关的“最有创意和最令人信服”的一个结论，确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类向往。
在于1994年出版的《巨变时代的管理.社会变革的世纪》的文章中，德鲁克表明了他的反思以及新发现：
20世纪，人们已经找到了重大的工业社会秩序问题的两个答案。即，一个大多数人认可的答案和一个反对意见。然而人类实践最终已经证明，这两个答案都是错误的。
大多数人认可的答案，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即19世纪80年代，当时，俾斯麦领导的德国向福利制国家迈出了步履蹒跚的第一步。答案是：社会问题可以、应该，而且必须靠政府来解决。它可能仍旧是大多数人接受的答案，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即使大多数人可能不再完全信任政府。但是，这个答案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德鲁克接着说，另外一个反对意见，即 现在看来也是错误的答案，是我首先在1942年提出来的，之后亦长期认为合乎情理的，我在拙著《工业人的未来》中阐述的我的观点。当时，我提出：新型组织必须成为有助于个人发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社区，人们可以在工厂型社区中和通过工厂型社区有条不紊地开展社区工作，而50年前（指二战前后），新型组织就是大型工商业企业。在日本，政府机构或企业是大老板，他们实际上越来越多地试图成为容纳雇员的“社区”。“终身雇佣制”只是证明这个事实的一个证据。公司提供的住房、医疗保健、假期等都郑重其事地告诉日本的雇员这样一个情况：即雇主，特别是大型公司就是社区，是昔日的村庄和昔日的家庭的接班人。但是，这种方式也不管用。
实际上，人们主观上越来越多地需要将雇员置于“工厂型社区”的管理范围内，在西方尤其如此。现在所谓的“授权”与我在五十多年前讨论的非常相似。但是，社区不会因此而形成。有利于处理知识社会的社会工作的结构也不会因此而形成。客观事实上，几乎所有社区性质的工作都不应该由提供就业机会的机构来完成。这些社会工作包括：提供教育或医疗保健；解决发达社会，特别是富裕社会的畸形状态和弊病，如酗酒和吸毒以及解决社会的无能为力和无责任感的问题等等。
四、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从工商业社会到社会组织多元化的社会
所谓“大型企业的社会”早已经过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在西方社会，企业的确是所有各种社会机构组织中除了政府之外的最有权势的机构。但自进入20世纪以来，企业的重要性开始逐步下降，并不是由于企业变得越来越小或越弱，而是由于其他种类的社会机构组织形式成长得更加迅速，社会日益呈现出种类多样的组织机构并存的多元结构的状态。
虽然农业在更多地趋于转变为企业化运营，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比例将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各种服务机构或第三产业。更具挑战的是，非典型的工商业性质的服务型机构，对管理的需要并不比工商企业小，而是相反，人们对非工商业机构的管理正变得越来越关心，服务机构在管理方面的匮乏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缺陷，不论是各类大学、医院，还是众多的各类研究机构，甚至正在成长得各类公益组织等等。
在个人的生活中，经济成就与经济报酬的重要性可能仍然会像今天一样。也没有理由认为技术进步会中断。然而最不可能的是，经济活动会成为工业社会的建构性社会活动，经济目标会成为工业社会的决定性社会目标。经过不断累积经验教训，人们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了取得某一经济成就，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无论何种社会，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功能关系的种类和形式，无不取决于该社会关于人的本质和终极圆满的基本信念。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信念主宰着社会的意志；关于其终极圆满的信念，则创造了实现这一意志的追求氛围。西方社会已经放弃了那种认为人从根本上说是“经济人”的观念，即放弃了那种认为人的基本动机是经济动机，其自我实现在于社会成功和经济报酬的观念。人们还已认识到，一个功能性社会已经不能在市场中和通过市场组织实现。自由的本义在于，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如何理解自由是抉择和责任，而非完美和效率，这一问题人们仍存在程度不同的认识困难。
五、提供就业机会的组织与非营利组织
1994《巨变时代的管理.社会变革的世纪》：
我们现在可能需要更大的安全感。但是，在任何社会里，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经济中，企业、大学或医院等等提供就业机会的机构并不会如何安全无忧。
某一机构组织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在就业上具有灵活性。但是，知识工作者，特别是掌握先进知识的人还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认为组织是实现其“各式各样”、“别具一格”的自身目标的工具（真是“众口难调”啊！），并因此对让他们服从于社区型组织的任何企图都抱有抵触情绪，即他们不得不受到组织的约束；组织想要他们无比忠诚而终身成为某一组织的一分子；组织要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抱负，以组织的目标和价值观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这种情况在日本甚至一度愈演愈烈。……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大公司工作的青年工程师的流动性正在迅速赶上西方公司的流动性，而且在某些方面实际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对“谁能处理知识社会的社会挑战?”、“人类需要的现代社区和情感家园究竟会在何处？”这类问题的正确回答，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提供就业机会的组织机构”，而很可能会是独立的和新兴的社会部门。美国人称之为继现代政府和私人企业之后大量出现的“第三类部门”，即“非营利部门”——非有赖于营利才能生存下去，以处理现代社会的社会诸多新挑战为宗旨的各类组织形式。第三类部门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私人企业。换言之，政府和企业各有各的社会功能，没有可能被取代。相对于法律意义，“非营利”组织只是不需要纳税，一个非营利组织是否具有“非营利组织”的组织结构实际上与它们的职能和行为无关。就像自1960年或1970年后，美国的很多医院都成为了“营利”组织，它们在法律上已经属于商业企业，但其职能与传统的“非营利”医院的职能完全一样。因此，重要的不是法律基础，重要的是社会部门型机构拥有不同的目的。
政府要人们遵纪守法，制定并执行法规。企业希望得到回报，企业提供商品，即可以变现为货币形式的产品或服务。社会型机构则以改变人类的现状为己任。学校的“产品”是学习的学生；医院的“产品”是痊愈的病人；教会的“产品”是生活发生了变化的教众。社会型组织机构的首要任务是致力于人类自身的健康成长与生活。
许多社会部门型组织机构将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虽是合作伙伴，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竞争。这种关系实际上史无前例，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既要求互相依赖与互信，又要求双方深藏不露地相互猜疑和经常打游击战争。至今我们甚至还没有搞清楚社会部门型组织的“绩效”是什么。
六、企业（公司）的概念
参考著作：1954 《管理的实践》，1973《管理：使命、责任、实践》
企业的本质，即决定企业性质的最重要原则，或者说企业的首要职能，是经济绩效。在制定任何决策、采取任何行动时，企业的管理层、管理者都必须把经济绩效放在首位。作为企业的管理层或管理者的个人，他们只能以所创造的经济成果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权威。
企业活动可能产生大量的非经济性成果：为员工带来幸福的工作或生活体验、对社区的福利和文化有所贡献等等，但是，如果作为企业它未能创造经济成果，就是企业管理层和管理者的失败。如果企业管理层或管理者未能令交付于它（他）的经济资源提高或至少保持其创造财富的能力，也是管理的失败。
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是顾客决定了企业是什么。因为只有顾客愿意付钱购买商品或服务时，才能把经济资源转变为财富，把物品（或产品）转化为商品。企业认为自己的产品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企业的前途和成功尤其不是那么重要。顾客认为他购买的是什么，顾客心目中的“价值”何在，却有决定性的影响。顾客是企业的基石，是企业存活的命脉。
因而，任何企业都有两项体现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功能或职能，而且也只有这两项基本功能：营销和创新。
其中，营销是企业才有的独特功能。企业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组织，有别于政府、学校、军队或教会等，就是因为企业会营销产品或服务——即在市场上销售一种产品或服务。无论国家、学校、军队或教会，没有一个要这样做。换言之，任何通过营销产品或服务来实现本身目的的组织都是企业。任何一个不从事营销或偶尔从事营销的组织都不是企业，也不应该把它当成企业来经营。企业的概念既与某一社会组织自己给自己所起的名号无关，亦与企业法律主体注册的名字无关。
市场营销和创新能够产生经济成果，其余的一切都是“成本”。
企业是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器官。只有市场营销还不能成为一家工商企业。只有在扩张经济中，才存在工商企业。企业是增长、扩张和变革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器官。企业创新，即提供不同的经济满足。对社会来说，企业只提供经济商品和服务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提供出更好、更多的经济商品和服务。企业未必一定要变得更大，但它必须持续地改进并变得更好。
创新可以促使价格降低。最富于创造性的企业创新，是一种能够形成新的潜在满足，并与以前不同的产品或服务，而不是原有产品或服务的改进。一般来说，这种新的、与之前不同的产品往往要花更多的钱——但其总的效果是使经济更富有效率。创新也可能是为老产品找到新用途。
最重要的是，创新不同于发明。企业创新是经济上的术语，而不是技术上的术语。非技术创新——社会创新或经济创新——至少同技术创新同等重要。
七、企业是众多社会机构组织类型中的一种，即企业内部就算可以存在员工自治性质的社区，也必须是附属性的
参考著作：1994 《巨变时代的管理.社会变革的世纪》
企业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简称一种社会“组织”。组织既不是社区，也不是社会。
对于过去的社会科学来说，“组织”是陌生的。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裴迪南德.滕尼斯（1855-1936）在他1888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将已知的人类组织的存在形式划分为“社区”或“社会”。社区是“有机的”和“命中注定的”，比如原生家庭，原始部落，传统社会里的村落、村庄，而社会属于一种“结构”，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部门的控制。
要定义何为社会，恰如要如何定义生命一般不可能。只因我们距离太近，反而令其基本的简单特征被一片玄惑而错综的局部细节所遮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于生活在农村社会的个体而言，社区是一个既定事实，无论是家庭、宗教还是社会阶层，社区都是既有的体制。农村社会缺乏流动性，即使有少许的流动，也多半是向下流动。这也是为何数千年来，农村人口做梦都想逃到大城市去的原因。实际上，数千年来尽管农村不断被人美化，然而农村社会的社区具有很多强制和强迫的特征。滕尼斯指出，人类是需要社区的。但他在一个多世纪前希望保存的有机的传统农村社区，已经趋于要永远地消失了。
现代的人们需要一个有别于传统乡村社区的都市社区。它不仅具有自由和自发的特征，也让城里的每一个人有机会展示自我，创造成就，作出贡献，且跟社区息息相关。我有很长时间还认为私人企业可以做到这一点，也应该这样做。如今看来，私人企业也无法满足这种人类的需求。在知识社会里，私人企业逐渐变成一种谋生方式，而不是生活方式，它可以也应该提供物质和个人成就感，但企业客观上显然是滕尼斯在一个世纪前所说的“社会”的范畴，而非“社区”。（《下一个社会的管理.城市的文明进程1998》）
滕尼斯从未提到过“组织”，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任何其他社会学家也未提到过这一概念。虽然我们所谓的组织也具有社区和社会的某些特征，但它们既不是社区，也不是社会。组织的成员资格既不是“命中注定的”，而且它始终是自由选择的。人们或是加入一家企业，或是进入一政府机构或大学的教师队伍，皆是自主的选择，人们不是生来就是那其中的一员。人人始终可以离开某一组织，而且人们只能通过永久移居的方式离开传统的社区。
组织也不是社会。特别是，某一组织的成员并不完全属于该组织。
组织由来已久。比如，17世纪出现的职业军队就是一种“组织”；1809年创办的柏林大学为标志的近代大学也是一种“组织”，18世纪首先在法国出现的行政机构也是一种组织。但是，1870年以后出现的现代工商企业，无疑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组织，也是第一个没有被视为例外，而被视为组织原型的现代组织。
随着知识社会的出现，社会已经成为由各种类的组织构成的社会。
提供就业机会的机构是一种“组织”，而且将来仍旧是一种“组织”。机构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不是“社区”中的“成员”关系—— 即将双方连接在一起的牢不可破的关系。
八、简析华为现象之华为公司核心价值观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华为公司曾称之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从管理学角度看，企业“核心价值观”这一名词本身是否恰当不重要，重要的是概念背后其信仰的内涵或外化出来的那些行为准则。
以客户为中心
站在企业内部员工的视角或企业管理层的立场看，企业的利益（生存与发展）高于一切。这首先解决了企业经营内部管理的核心问题，究竟是要以某个个人，比如说企业的创始人、老板的意志和利益为中心，抑或是以处在企业最顶端的一小部分人的意志和利益为中心，还是以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健康发展为中心——兼顾到包括企业的创始人、中高层管理者以及广大基层员工在内的全员生存与长期健康发展的切实利益。
从华为公司领导者任正非的行为事实及行事风格我们可以判断，他是一位心无旁骛、不折不扣地践行“公司至上”这样一个企业准则的企业领导者。至少在华为成为一个大公司，继而成为一个非上市的、公众视线中的大公司之后，更是如此。从我们能看到的流传开来的不少任正非的内部讲话、公司年报，以及华为公司历年持续革新演变的公司治理架构的调整，我们分析，这种建立在对企业性质边界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基础上的现代企业经营与管理的理念，已经在整个华为管理层的骨子里生根发芽。无比的坚定而艰辛，无比的从容而执著。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以客户为中心，即是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高无尚，组织的存活和健康成长至高无上。这是先验，第一位的。其他无论什么原则都一律往后排。无论是“以奋斗者文本”、“以人为本”，都需要企业合法地存活为前提，合乎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
面向市场，在企业的管理层及全体员工中，牢固树立为客户服务的理念，其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让企业的一切业务和管理都紧紧围绕以客户为中心运转，其难度再怎么估计也不过高。
以奋斗者为本
该命题揭示了企业生存和长期健康发展殊为不易，归根结底要落到对企业、对企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对各类工作及各类团队和人员能力的管理上。
经济基础的核心是企业的生产力。因此，企业是所有社会组织形式中，生存和发展挑战，机遇和困难的密度最大的一种，生存或发展的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最为持久，也最直接。如果用世事艰难来概括一种人类生存或生活的日常方式，和平年代的企业人恐怕无出其右。商场乃是和平时期的战场，任何一个追求基业长青的企业，无论它有无意识和理解，企业的性质客观上局定了其成员应无时无刻无不形同一名身处战时状态的将军或战士。
除了奋斗，关键时刻奋不顾身，否则企业就会因落后于人而浪费所占用的经济资源，导致入不敷出，难以存活。人人奋斗，尚未必能开拓市场，创造顾客并赢得顾客的支持或信赖，产出大于付出，企业存活，员工生计与职业发展有所依靠。不奋斗，企业创造不出必要充分的商业价值和盈余，企业便断了口粮，丧失了血脉。
企业既不是社会，承担不起过多的经济发展职能以外的社会责任，只能力所能及地担当起部分有限的，除经济职能之外的些许社会责任或义务；企业也不是社区，承担不起过多的人类无比丰富的精神情感范畴的需求或要求，只能各自力所能及地负担部分有限的社区性质的责任和义务。
企业的性质定义，决定了企业实现某方面的社会目的的最大优势；企业的性质所限，同时决定了企业实现其他方面的社会目的的根本不足。于企业中人而言，企业只能是一种很不充分的社会实现的工具或手段。超出企业限制，尤其是具体企业限制的无论是社区理想还是社区诉求，必遭遇挫折。企业谋求长期生存与成长，必然遵循无以伦比的竞争法则（背后起作用的是市场价值规律），不进则是退，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非常容易让无法长期适应者不再适应，能长期适应和愿意紧跟企业成长需要的人能有多少呢。人类社会的目的在于人类本身，任何组织都有其功能的局限性。
九、后工业社会是各类组织构成的社会
19世纪70、80年代，人类社会首先出现的新型组织是商业企业。因此，人们最初认为，新兴的组织社会的问题属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们最初认为新出现的“利益”属于“经济利益”，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随着组织社会的出现，组织社会中的所有社会工作越来越多地由多种组织机构负担起不同的使命才能更好地完成。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保健或清扫街道，每一种组织机构都对应某一项社会工作，而且只对应一项社会工作。机构越专业，社会分工越发达，越能适应人类个性选择的多样性和创造潜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越优越。因而，社会迅速成为多元化组织机构的社会。
这不是新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是指“公共权力掌握在私人手中”。无论是拥有土地的封建贵族或修道院，还是自治的城市或英国东印度公司等贸易公司，这些传统的机构无不希望扮演政府的角色。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他们当然希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无不要求对成员的管辖权。
然而，由于企业管理层的职责是建立在经济绩效的基础上的，企业的管理层除了必须承担起经济职责外，没有任何职权。如果企业的管理层或管理者超出其追求经济绩效的责任，开始对公民和公民的事务行使管理职权，就是滥用职权。企业的管理层只具有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社会职责，因而也只具有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社会职权，如果企业的管理层试图成为唯一的领导群体——或者甚至是具有不当职权的领导群体，要么它将遭到抵制，并在受到抵制的过程中被剥夺它能够合法地要求得到的职权；要么它会为虎作伥，成为更大的社会危险因素。
十、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与都市社区
知识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资源的事实，意味着世界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意味着具有支配作用的不再是一国经济，而是世界经济。
每一个行业和每一家企业都将面临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保持现有地位往往要比向上爬多花一倍的努力和技能。所有企业和组织的平均寿命都在缩短，未来寿命超过30年的企业甚至非企业机构不会很多，人类的平均寿命却在延长。
大规模生产技术推动的工业革命仍会一往无前地扩张，它背后蕴藏着两股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强劲的力量：人们对高标准生活的渴求和国家对更高的作战能力，即国家防卫的需求。
企业内部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经济冲突，以及同样难以解决的社会心理冲突。或许，这正是企业家挑战的无穷魅力所在。
企业家精神既非科学又非艺术，而是一种实践。解释企业家精神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引起人们的热议的诸多原因，可能并不属于经济范畴，其原因很可能存在于价值观、认知和态度的改变，也可能是由于人口的变化、机构和教育的改变。
知识社会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可以让人毫无限制地向上发展的社会。因为知识无法继承，每个人生来都是同样的无知。要获得知识，每个人都必须从头学起。金钱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重要，知识工作者也不例外。但知识工作者往往既不认为金钱是最终、唯一的衡量标准，也不认为金钱可以替代自身的专业绩效和专业成就。知识社会向上发展的代价高昂，疯狂的竞争很容易造成心理压力和情绪创伤。
虽然整个社会都更加肯定向上的流动性，而将任何妨碍上进的东西皆视为某种歧视，但竞争中只要有赢家，就会有输家。知识无高低之分，在某个特定情况下，知识要么派得上用场，要么就没有用武之地。
创新是展现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手段。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人格特征，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组织而言，企业家精神都是一种独特的特性。许许多多个性不同、气质迥异的人，在各种企业家精神的挑战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企业家精神的基础在于符合时代进步和发展潮流的观念、理念和信仰，而非直觉。
只有强者才会保持清醒，才会勇于自我批判。世界上只有善于自我批判的公司才能存活下来。因此，“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观点，应加上一句话，善于自我批判。自我批判是为优化进步和建设发展，不断超越自我，以有利于公司去除一切不能使先进文化推进的障碍，以有利于公司建立合理的运行秩序，促进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社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20世纪之后的人类社会，早已无法像其先辈那样，回到曾给予精神安定的类似宗教信仰所蕴含的那种合理性。现在的世界或许跟之前的所有社会一样，复杂而错乱，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但偏执不是治愈世界的良方。相反，要在错乱纷繁的环境中生存，更需要保持清醒。成熟并不包括让宇宙万物理性起来，成熟也不包括抹去世界万物中的非理性。成熟所需要的是，我们让自己的行为理性起来。也唯有如此，人类才有机会拥有一种正直的、有意义的、有成就感的人生和一个正直的社会。
“要求的越多，反而有可能收获的越少”，无论对于工商企业组织，非工商企业组织，还是个人，同样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