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的故事”卷首语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好久不见
编辑:桐初、向雪
2014年6月26日,机智的王老师安慰一个落魄的姑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2014年4月10日,在一篇广为流传的闷骚爆表的软文里,北葛写道,“人世间不少一个枕边陌生的睡客,而总缺一个懂你的说客。”
2014年3月25日,Z先生用难得认真的语气写道,“任你满腔热血也好,别有企图也好,我们希望知道的,是你是否会为你所关心的人与事业而深深焦虑。”
这是一个关于相遇的故事。而一切都要回溯到整整三年前。
2012年2月5日,波士顿的一个普通冬夜里,吴争发出的那封邮件只有五位收件人。之后,他们在那漫长的邮件组里,叽叽喳喳地办起了一个叫做SEED的哈佛种子班,每年夏天招收30位“种子”(SEED Fellow)聚首哈佛,参与社会创新培训课程,誓用自己的力量“种”下一个美好的中国。
在几经更名、换届、满血复活的今天,SEED已有三届共100位“种子”,有一个200+人的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创新青年社区,有9000+人次的社交媒体关注量。
如果SEED自己也是一颗种子的话,三年的时间里,它静静发了芽。
陪伴SEED发芽的,有很多读到此处的你吧。如果你还记得那些似乎在梦里的日子,愿意把它写下来,读给我们听吗?
那些将与SEED共经下一程风雨的,相信也有很多读到此处的你。但和SEED相遇之前,我们邀请你先来与那些播撒在世界各地的“种子”相遇。
从今天起,我们将为你讲述“种子的故事”:他们如何求索寻路,又如何会聚在SEED。
那也是他们遇见自己的故事。
2014年8月19日,追风小少年写道,“作为个体,生而孤独。所以我们办了种子班,试图寻找差不多的灵魂,可以相互依偎。”
怎么去寻找呢?
小少年回答道,“要像谈恋爱一样去找那个对的人。”
SEED第四年了。想到你来,依然是满坑满谷的欢喜。
对于一些人、一些事,当你亲身在场、“看见”了之后,你就再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了。
1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个世界最强烈的认知,源于一份伪造的疾病鉴定书。这张纸上,七岁的我被诊断患有“癫痫病”。
我出生在安徽一个普通的地级市。我的父亲是个医生,母亲是公务员。童年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家里的中心,从未怀疑过父母的爱,直到这一天下午——独自在家的我挨个打开橱柜找糖果吃,阴错阳差找到了这张疾病鉴定书。
那段时间,祖父母和父母正在商议“再生个男孩”。他们研究办准生证的难度,搜罗“包生男孩”的秘方,并不征求我的意见,但也不特意回避我。因此,我几乎能立刻猜出这张鉴定书的用意。那天,我抱着家里的小狗哭了一整个下午。
现在的我仍然是父母的独生女。我不确切知道他们最终为何没有“再生个男孩”,直到现在,我们都不曾谈起过那张鉴定书。但我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母亲曾有过一次流产。
被自己的父母伪称为癫痫病患者,这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丧失了对他们的信任。我不再向他们敞开心扉,还经常梦见被他们追杀。多年过后,我已逐渐能够理解他们的难处,也可以原谅他们当时的所为,但这件事对我的另一个影响却保留下来了: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索“女性会遭受歧视”这件事。
升入初中的那一年,父亲很严肃地对我说:因为家里没有儿子,只能把我“当成儿子养”,目前看来我的资质还不错,所以必须继续好好学习,为家人争光。
我不反对好好学习,但“当成儿子养”这句话让我感到愤怒。
此后的人生中,我仍会不断为许许多多类似的言语和行为感到愤怒,我不希望自己或任何女性,仅仅因为身为女性,就要被歧视、被当成异类。
当然,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学会了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愤怒。但我知道愤怒是不会因为理智的控制而消失的,它将长久地在我内心深处燃烧。
2
我四岁上学,年纪始终比身边的同学小几岁,因此朋友不多。加之父母的工作繁忙,不上学的时候,我经常被一个人锁在家里。
我开始大量看书,尤其爱上了科幻小说。许多科幻小说都在探讨人类的宿命,宇宙的冷漠无序,以及超越了人类智慧的强大力量。渐渐地我也开始相信,人类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过是一个刚巧进化出了智慧的物种,在宇宙的浩渺历史中是终究会灭亡的。
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偶尔逃学,一个人乘车到城郊,在田野里走很远。
我喜欢在春天的田野或植物园里散步,认真看各种植物繁茂滋长的样子。尤其是开花的蔷薇科李属植物,有满树热热闹闹的繁花,风吹来的时候,漫天散落细碎的花瓣,空气里浮动着清香。
每当这时我又会真切地觉得,生命还是存在着美好的部分。
第一次迫切希望融入一个群体,已是2005年去合肥读大学的时候。大一时我参加了本校“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加入一个农村助学小组。每周六,我们乘两个小时的车前往城郊的村庄,和村里的留守儿童一起玩耍,辅导他们功课。我喜欢这些孩子们和我的志愿者伙伴,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被需要的。
热情被点燃的我又先后加入当时还叫“安徽义工联盟”的合肥市华益助弱服务中心,以及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后来在合肥工业大学社会工作系周军老师的鼓励下,我来到社工系旁听课程,并在他主持的“及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设计出“阅趣馆”公益阅读项目。
本科四年,最重要的成长都来自这些工作。我大量阅读关于项目管理的书籍和资料,强迫自己学着和陌生人交流,更从团队和受助对象那里收获了信任、支持、依赖、期待,我感到很幸福。
在春芽协会,我的扶助对象是一名八岁的听障女孩和一名十岁的唐氏综合症女孩,她们的家境都非常贫寒。两个女孩在家中都备受忽视,因为各有一个弟弟,分去了父母大半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照料子女和家务的担子几乎完全压在她们的母亲身上,两个母亲都处在压力巨大、缺乏支持的状况中。
我是那么想帮助这两个女孩和她们的母亲,以及千千万万类似的家庭。从那时起,我知道自己未来的事业规划将和“女性”、“贫困”、“社会公平”这些词汇密不可分,因为我已对这类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也是最符合我价值观的工作。
3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美国洛杉矶攻读社会工作硕士,期待由此更加了解“助人行业”的理念和技术。
抵达美国后的生活却不似想象中美好。第一学年结束时,由于成绩一般、语言考试成绩不合格,我从两年的“full-time student”项目中被移除,转入三年的“part-time student”项目。
回头来看,这或许不算一个太大的挫折,但当时的我却深受打击。我本就不善于与人交往,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更觉不适。面对老师、同学、实习机构的上级,我常常感到紧张,难以和他们舒适地交流——这在“社会工作”这样的行业里简直是致命的。
负面情绪逐渐堆积。更令人煎熬的是内心的迷失:日常所学的内容无法让我感到激动,我看不到自己关心的人和事与它的关联。渐渐地,我开始无法按时完成课程和实习任务,人也变得愈发畏惧、退缩。有一段时间,我吃不下饭,整夜失眠,甚至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不敢外出。
2012年的春天,洛杉矶有两名中国学生在一次枪击案中遇害。震惊之余,我也仿佛猛醒:或许我真的不喜欢美国社会,而过去的三年中我也始终没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方式。我必须调整方向了。
或许,当务之急是在一份全职的工作中历练自己,首先学会做一个“社会人”。
2012年年中,我向学校申请长假,开始寻找国内NGO的全职工作。9月,我被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录用,成为一名项目官员。上班第一天,我得知自己半个月后就要前往农村为当地妇女开展培训,并负责与当地的联络人、政府部门建立联系。那一刻,我又感到无比的恐惧:该怎样和那么多陌生的人打交道?但我告诉自己,这一次我不想再退缩。
至少,这里是中国,我可以说母语。我将前往中国最贫穷的地方,接触最贫穷的人群,这些人所承受的苦难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这是我最大的动力来源。
必须承认,在2012年10月之前,我想象中自己将要面对的农村女性,就是一群因环境贫瘠而愚昧无知、需要帮助的可怜人。
之后的工作真正颠覆了这一想象。我所认识的农村女性,生存环境的确非常贫瘠,但她们中的许多人绝不适合用“可怜”来形容:她们尽量利用了狭隘天地里的一切资源,在自己能够企及的空间里实现了充分的发展。
比如贵州大山里的许多文盲妇女,她们能歌善舞、擅长手工艺,无论处理家务、农活还是村里的人际关系,都显得游刃有余、如鱼在水。和她们聊天,会发现她们对周遭的环境不乏观察和反思,也具有丰富的审美情趣。和她们一起做活动,你真的会被她们的才华和创造力所感动。(所以“余秀华现象”一点也不让我惊讶,我从中再次看到了都市人的偏见和傲慢。)
我所见到的农村妇女,尽管遭受过各种形式的剥夺(辍学、贫困、暴力……),但只要给予一点点机会,许多人都能准确抓住,迅速发芽生长。
我们机构救助过的一些遭遇家暴的妇女,逃离家庭之后白手起家,在北京靠自己站稳了脚跟。我的一位同事就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今年五十多岁,只有小学文化。因为一次偶然看到机构刊物《农家女》杂志上的文章,她深受鼓舞,来到“农家女”做志愿者。工作认真、不断学习的她一路做到了项目官员,现在负责与香港乐施会这样规模的机构联络。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的工作之一是最基本的扫盲和赋权,教农村女性认字,教她们识记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办银行卡,用ATM机。这往往需要手把手地教,但确实很有用,改善了她们原本无助的处境。我听过很多妇女高兴地说,有了银行卡我就可以有点私房钱啦,现在会买火车票了,我也能出去打工啦。
两年的工作,帮助我从各方面成熟起来。不知不觉,我发现自己不再畏惧与人交往,对世界也不再感到那么恐惧和疏离。
与农村女性的接触,让我坚信“人是有追求的、向上的”,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真切的事实。我也发现自己开始从内心里认同“众生平等”:每个暂时困顿的生命都拥有丰富的潜能,都值得享受各种各样的经历和机会。
在我内心里曾有一种深层的自卑,认为有过这么多阴影的自己,根本不配遇到什么好的事情。
这种想法并不理性,却不容易摆脱。有意思的是,这几年我接触过的不少女性(尤其是遭受家暴的妇女)也曾以不同方式表达过这种“我不配”、“我不值得”的自卑感,这直接源于她们长期被剥夺、被歧视的体验。
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让更多这样的女性走到阳光下,走到开阔处,自由地呼吸。
4
决定申请SEED,对我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果不是男友的鼓励,或许我根本不会申请。
有点破罐破摔地,我把过去布满伤痛、幽暗的心路写进了申请自述,足有五页。想了想,大刀阔斧缩为两页。又犹豫一番,最终提交了五页的版本。我给它起了一个很长的标题,“人类也许终将灭亡,但是仍然值得为之奋斗”。
在我认定自己会被拒绝的时候,SEED竟然录取了我。(后来我知道,曾有很有名的人物申请SEED而没有被录取。用一个俗套的词来形容,SEED就是这样的不势利。)
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许多不曾预料的人和事牵引着我,带我走向更开阔的地方,让心中的阴影渐渐退去。
和男友(现在的丈夫)多年的恋爱让我确信,自己值得、也能够得到一个人的爱;和农村女性的相处让我知道,一个不完美、受限制的人也仍然可以是可爱的、有价值的;而SEED则是一个在我展露了自己的许多脆弱之后,仍愿意接纳和肯定我的集体。
记得一次在哈佛上课期间,我在小组分享中谈到小时候的经历,忍不住大哭。同组的朱晨在讨论结束之后专门走过来安慰我,令我非常感动。
致力于灾害信息平台建设的SEED fellow郝南曾分享说,他做这些工作其实也是为了安抚他自己,安抚当年做汶川志愿者时心中留下的一道伤。这让我心有戚戚。
过去的工作经历在我的心里种下了忧虑和疼痛,这也是我和小伙伴们共有的感受:对于一些人、一些事,当你亲身在场、“看见”了之后,你就再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了。
我们能从四面八方汇聚在SEED,不是因为我们各自有多好,而是因为有共同的召唤。能遇见这么多相似的灵魂,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声息相通,这是我最珍贵的收获。
作者:张新宇
编辑:向雪
图:圈圈
视频:Pinwen Lien & Zengzheng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