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论文参考资料时偶然翻到一篇关于整理国故的文学评论，或许是于论文的撰写没有参考价值，因此翻了几页一个圈圈点点的记号都没找见。
国故的概念不是第一次接触，按照钱版现代文学课本的说法是1923年胡适提出，并做了详细的理论解释，但手上这篇文评第一句话就打破了既定三观，将新潮社作为最早注意到国故问题的文学社团，文学革命先驱之一的傅斯年在《新朝》杂志上发表了《清代文学的门径书几种》一文，首开为青年开国学书目的新风，这一尝试可算作新文化阵营整理国故的发端，由此，“整理国故”一说便引发了是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取舍问题热火朝天的争辩。
整理国故运动出现得并不早。最开始接触现代文学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目光相当一部分被新文化推动者们狂飙突进的文学革命，学习借鉴西方科学方法和五花八门的主义所吸引，以至于在脑海里给新文化运动和众多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创造者和实践者贴上盲目无趣无意的标签，甚至在五四运动的价值评判上钻了牛角尖，固执地凭部分作者的一纸之言就否定青年运动的存世必要，实在是暴躁荒唐不可取。那时尚不知书本知识给我们提供的资料不过文学史的冰山一角，是一座建构非常简单的框架式建筑，我们所能看到的纵横交错间只是现代文学的一方面，交错之后呢？是广袤无垠的贫瘠地表，根生于同一地平线的各种理论与创作，各派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他们希冀能够企及的万丈高空，本就异曲同工，如何厚此薄彼，一言废之？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本身是值得肯定的，文学革命的意义远不止破，而在于立，凭何而立？其一是西方理论，其二是后来被摆上案头地位拔高的国故。文学革命成功后的几年时间里，大家在引介西方理论和实践著作的同时，整理国故也成为冷静下来的有识之士寻求信心和安慰的不死源流，新文学和国故不是无可共存的敌人成为一批人的共识，没有国故的支持，单纯倚仗外来主义重造文明，新文学的路必然不会走得久远，但若是整理国故得到了西方文化风向标的指引，真正做到蔡鹤卿所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新文化的未来就算不是通天坦途，也可以得到部分抱着国学不撒手的老学究的接纳。
整理国故着实是当年学者文人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一丝慰藉，但这毕竟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研究方向，不妨有别有用心的顽固派将此事看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夸大故纸堆的文化效益，从而引发整理国故支持者和中立者的再次反戈相向。正如茅盾所言，埋头国故绝不是不具备科学方法和先进科学意识的青年的分内之事，“国故救国论”更是无稽之谈。所谓整理二字，意在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若引得青年走上复古的歪路，则整理国故毫无进步意义可言。为此，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给整理国故运动指明了道路，尽管他本人是站在白话文运动推动者的位置上，绝对化功利化地否定了文言文的价值，但他系统地整理一切中国文化，“从乱七八糟里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的批判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给了顽固守旧者迎头一击，也使得关于传统文化的许多道理越辩越清，活跃了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氛围，更遏制了民族虚无主义。
文评作者在分析整理国故的历史进程同时，还细数了新文化中涌现的很多整理国故的学者和他们的研究著作，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家的名字赫然在列。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为青年开国学书目之风盛行之时，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务及其读法》里说的“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也”，俨然正是“不读不是国人”的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