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无事，正好电视里重播《三国演义》，难得有时间可以不慌不忙地看完前面二三十集，正好看到陶谦意欲将徐州让与刘备这一段。
在小说里，刘备是个倒霉得不得了，但是运气又好得不得了的人。曹操统一中原，无不经历大小恶战，甚至自己被逼得割须弃袍，连长子曹昂都死于战乱，每一寸土地都是拼死打下来的。刘备崛起之路却非同寻常，盖因其毫无政治根基，缺少根据地，几乎无亲信，只得先依附公孙瓒，后投靠陶谦袁术刘表。不意一生之中，仁义之名传天下，竟然纷纷有地方军阀将毕生事业相托，不费分毫气力而得天下，真是鸟生鱼汤在世也不过如此了。
我们先看看徐州牧陶谦。陶谦病笃，意欲将徐州托付刘备。没想到刘备三度托辞不受，待陶谦身死，刘备虽在各路人士拥戴下自领徐州牧，没多久却被吕布偷袭，只得躲到小沛喘气去了。
陶谦让徐州这种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后来在刘备身上还出现两次。一次是汝南败后，刘备一穷二白，只得前往荆州投刘表，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后孙权袭击江夏，杀刘表大将黄祖，曹操南下拔樊城，刘表腹背受敌，一急之下就翘了辫子。死前也曾考虑将荆州托付与刘备。刘备再度坚辞不受，随后荆州遂落入曹操手中。
第三次其实算不上相让。益州刘璋开门揖盗，引刘备军马入川以拒曹。法正等人劝说刘备借机袭杀刘璋，取而代之。刘备说“此大事矣，不可仓卒”，遂把此事轻轻放下——不说做，也不说不做，打了个太极。刘璋本身无相让之意，只是大好机会刘备不取而已。三年后，刘璋杀内联刘备的广汉太守张松，授刘备以口实，兵临成都，终于夺取西川，从而完成三足鼎立的大业。
《三国演义》里说刘备不受徐州，托辞“备一身安能当此大任”，给读者树立了一个谦恭仁义的形象。明面上是谦恭，内里有一个道德考量：所谓君子爱财取之以道，我怎么能够趁汝之危夺汝之地？这种观点，介于可信不可信之间。三国期间“三姓家奴”车载斗量，道德是次要的。不过玄德公除了在白门楼促狭，一句话要了吕布的命之外，一般情况下似乎也不会趁人之危。
好吧，说实话。“让徐州”最实际的考量还是刘备力量薄弱，兵微将寡，拿下徐州也守不住。徐州四战之地，北有袁绍，南有袁术，西有曹操，而地形上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当地群豪是否会接受一个外来户也是问题。吕布袭刘备时，当初拥戴玄德公的群贤们，又何曾愿意拒吕布于城下？由此看来，刘备三拒徐州，思虑深远。后吕布败亡，刘备据小沛而不倒，只能说明徐州牧这个烫手山芋，丢给吕布这匹夫也不错。
后刘备拒刘表托荆州，以及拒法正袭杀刘璋之议，在《三国演义》里的托辞要么是“宗室至亲”，要么是“安忍趁其危而夺之”。诸葛亮只能回答说“真仁慈之主也”。刘表对刘备确实不错。刘备不在暗中补刀也算是仁至义尽。不过从战略形式判断，曹操孙权南北夹击之势已成，刘备此时接管荆州，无非是像徐州那样又接到一块烫手山芋，收了也守不住。自己偏居新野数年，好不容易打造的一支基本部队，自然不能随便拉出来当炮灰用。不过，荆州可以不要，刘表留下来的优质资产却不可不瓜分。后依托刘表大公子刘琦，刘备获得数万精兵，交由关羽屯守江夏，成为刘备的基本部队和可靠后方。虽有当阳之败，刘备却不再发愁去投何方。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荆州不要也罢。毛公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刘备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深谋远虑。
最后，不去袭杀刘璋，很难说不是刘备的更一层深入的战略考量。彼时刘备已经驻军东川，为刘璋邀请的客军。反客为主固然为历史常态，但其得位不正，容易留下长期隐患。赵匡胤一朝黄袍加身，宋室三百年不得不对军人干政严防死守，导致国防弊病丛生。刘备此时已获荆州和东川，根据地无忧，只需耐心等待成都乱起，顺势入川平乱，扮演“靖卫者”而非“征服者”，还会有哪位会不服王化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常凯申先生借“剿匪”和“抗日”入主黔桂川，在贵州擒王家烈在昆明逼龙云隐退，也俨然有先主刘备遗风，千年之下，令人啧啧称奇。
突然由刘备想到曹操，此公煮酒论英雄，确有一种睥睨天下的豪气。“是儿欲使吾居火炉上耶”，一句话所体现出的政治智慧，1800年以来，依旧光彩照人。此非权术，而是对于权力的深刻理解。中国历史中对权力的理解能够高于孟德者，恐怕一个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