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研读鲁迅之小说，读于其生之最后一篇，略有所感。
《起死》作于1935年，正是我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期，外有日军紧逼，内有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且在文化上实行白色恐怖。部分文人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滋生了逃避现实、是非不分、空作虚言的不良思潮。针对这种思潮，鲁迅写了包括《起死》在内的几篇小说，来深刻地揭露他们利己主义的实质。
本篇是由《庄子》中的一个寓言构思而成，写庄子去楚国路上见到一个骷髅，便请司命天尊复活了他，原来是个死于商纣时期的汉子。但他赤身裸体向穿戴整齐的庄子讨要衣服遮盖时，却遭到庄子拒绝，还大讲“相对主义”哲学：“衣服是可有可无的……”而面对汉子的胡搅蛮缠，自己却不舍自身的衣服，反摸出警笛唤来巡士驱赶汉子。他前后自相矛盾的言行，主动揭示了相对主义哲学的内在矛盾和欺骗性，更是暴露了他利己主义的真面目。
主人公庄子有着古代学者的形貌，但他表面严肃庄重，实则圆滑世故。开始俨然一派正人君子，甚至出于“可怜”复活汉子。当汉子找他要衣服穿时，便装腔作势地说教汉子，批评他是“澈底的利己主义者”;汉子要扭他去见保甲，又用 “唯无是非论”相对主义哲学企图忽悠他;汉子都不吃他这一套，又用 “还你一个死”恐吓;而当一切招数失灵，他的学说和人格的虚伪就全盘暴露了。他便恼羞成怒摸出警笛，唤来巡士进行镇压，露出其反动派文人走狗的本相。
与庄子相对的汉子则老实忠厚，虽不懂哲学却讲礼义、懂情理。他发觉自己无衣遮羞时慌忙蹲下，向庄子索借衣服也是先礼后兵。他以最实际的生存需要彻底地批驳了庄子的毫无意义的虚伪说教。将汉子的实际与庄子的虚伪对比强烈，更突显二者鲜明的个性。
庄子将汉子“起死”，似是发了“善心”；但并未考虑到甚至根本没在乎过汉子复活后将面对沧海桑田变迁、一无所有的悲惨现状。汉子并不会感激他，反会发出悲怨“你把我弄得精赤条条的，活转来又有什么用。”而他做这件事也本就是在利己主义作祟时产生的不安分念头，是不负责任的、自私的。因此他“起死”的举动不能带给汉子“回生”回归人世生活的希望，正是对他站不住脚的虚伪言论和利己主义本质最真实和直观的揭露。
对另一个人物巡士虽着墨不多却准确勾画出他的心理变化轨迹：当他听到警笛首先抓的是庄子，该判断是合常理的；而当他意识到所抓的人是大名鼎鼎的漆园吏庄周时，立刻变得谦卑起来，连拍马屁;但在汉子纠缠着庄子要衣服时，并没有立即动用警棍，而是对汉子赤条条的狼狈动了恻隐之心，转而恳请庄子 “赏他一件衣服，给他遮遮羞……;”后遭庄子无情拒绝，他权衡利弊露出本相，不过也是文人走狗的附庸。对巡士思想转变清晰的描写，展露出他作为受“唯无是非观”思想宣传影响的下层群众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多存在的“油滑之处”，即将现代内容穿插进古代情节之中，随意调侃，以影射现实生活的怪诞、荒唐与滑稽，是唤起读者阅读兴趣的重要手段，更是达到了嘲讽批判的目的。如庄子骂汉子是“澈底的利己主义”、“不懂哲学的野蛮”；巡士向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还出现警笛、警棍等。历史与现实的混杂，形成了极具荒诞的艺术画面和幽默色彩，又隐含深思。
且该篇采用戏剧体裁写成，是一篇形式别致的小说。它所具有的戏剧基本特点，以新颖别致的形式调动了读者的观赏趣味，是鲁迅小说的一种创新。
总之，篇中借庄子将汉子“起死”后，汉子的悲怨“活转来又有什么用”及其表现，揭示出庄子此举的失败，也进一步揭露出他利己主义的本质。映射批判当时部分文人所宣扬的逃避现实、空作虚言的不良思潮不过是使人暂时地“起死”，但并不能使人具有回归生活的希望。该小说思想深刻、讽刺犀利，具有鲁迅作品普遍的文学特色，也兼具思想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