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轴转动的声音比想象中更尖利，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被岁月拧干了水分。
整层楼的光线都沉淀在走道尽头那扇半开的门里，粘稠而安静。我站了一会儿，让眼睛适应这种如同旧照片底片的暗。消毒水的气味是这里唯一还活着的东西，却也已经失了魂，只剩下一个空壳，在墙壁和地砖的缝隙间游荡。
第一间产房的窗帘还垂着，上面的向日葵图案褪成了秋天秸秆的颜色。风从某个破碎的窗洞钻进来，让那些干枯的花瓣微微颤动——像是有一群看不见的手，还在做着最后的抚摸。
第三张产床的金属扶手上有几道深深的抓痕。我蹲下来，用指腹沿着那些沟壑走了一遍。最深处的一道刚好嵌进我的指甲缝。不知道那是哪一年留下的，不知道那位母亲当时是疼，是怕，还是即将迎来新生命的狂喜。她的指甲里会不会还留着一点淡蓝色的胎脂？她后来有没有抱着那个孩子，指着这处疤痕说：看，这就是你来到世界上的第一道门。
墙角堆着几只纸箱。翻开上面那层灰，下面是整整齐齐的产科病历。1978年。1983年。1995年。名字一栏大多填着“婴儿之母”。那个年代的女人们，在最重要的时刻，连一个完整的姓名都没有。但体重那一栏的数字却清清楚楚——2.9千克，3.2千克，4.1千克。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声哭，有一双眼睛第一次睁开，看见这人间。
我注意到一份病历的边角有一小块暗褐色的痕迹。也许是咖啡，也许是血。那位母亲现在该有七十多岁了。她的孩子，那个被记录为“男，3.6千克，哭声洪亮”的婴儿，现在可能正坐在某个办公室里批阅文件，或者躺在另一张病床上，成为另一份病历的主角。
走廊尽头还有一间小休息室。墙上贴着1998年的奖状，镜框歪了，里面的字还看得清——“优秀助产士，王桂芬”。旁边挂钩上挂着一件白大褂，口袋里的听诊器已经生了绿锈。我拿起听诊器贴在耳朵上，只听见风从建筑物千疮百孔的身体里穿过的声音——那是这座废弃产房自己的心跳。
窗台上搁着一本翻开的《新生儿护理手册》，纸页脆得像蝉翼。上面用圆珠笔画满了爱心和笑脸，旁边写着：“今天接生了三对双胞胎！老天保佑他们都平安。”落款是2002年6月。那大概是这里最后的热闹了。
我正准备离开，忽然看见产房最里面的角落，有一双小小的红色袜子被遗忘在暖气片上。已经褪成了粉色，左脚那只还系着一个蝴蝶结。我伸手去够的时候，窗外忽然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是楼下的幼儿园，刚刚开始了下午的户外活动。
我攥着那双袜子站在空荡荡的产房里，忽然明白了：原来一座建筑死了以后，会把自己接生过的所有生命都吞回肚子里，然后在每一个有风的下午，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分娩。
那些哭声、汗水、血、微笑和眼泪，都沉淀在墙壁的每一个分子里。只要还有一个脚步声经过，它们就会再次醒来，再次震颤，再次——
“喂，你在这儿干啥呢？”一个清洁工拎着拖把站在门口，“这楼要拆了，明天。”
我点点头，把那双小红袜子放回暖气片上。
推开门走出去的时候，阳光正重新占领这条走廊。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像是生锈的门轴，又像是——
产房里最后一声无人认领的啼哭，终于被时间接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