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与作者:一个落第老儒的"破褒贬"之书
《春秋通说》,南宋黄仲炎撰,《四库全书》著录于经部春秋类。黄仲炎字若晦,温州永嘉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传世极少,正史无专传。据其进书表与李鸣复奏举状,他"肄举业而罔功",一生"科举之外,穷经笃古",是位老而不第的在野布衣。书成于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端平三年(1236)由尚书李鸣复奏进于朝。当代学者据地方史料考证,其进书后或曾补授监潭州南岳庙一类祠禄闲职,惟此节直接史料稀缺,只能存此一说。
卷次方面,作者自序明言"为书十有三卷",《四库全书》本、康熙《通志堂经解》本均作十三卷,分隶隐、桓、庄、闵、僖(上下)、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是文献主流;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不分卷的明抄本(2025年中华书局收入《温州大典》影印),书志中又偶见十一卷清抄本著录,皆传本分合之异,所谓"十二卷"亦属此类,并非另有系统。
黄仲炎虽非朱熹门人,却自述其学"远稽孟子之书,近酌朱熹之论"。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概括其"大旨宗朱子《春秋》无褒贬之说"。在南宋晚期胡安国《春秋传》大行、科举以之为准的学术空气里,这位永嘉布衣写出了一部系统清算"一字褒贬"传统的平实之作。
二、骨架:全书体例与解经脉络
《春秋通说》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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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绍定三年):立"教戒"宗旨 │
│ 破"褒贬"而立"直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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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十二公编年,逐节随经文而下己意(无注疏体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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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正文 方法论 史论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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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书之法="教" ·承认"只字垂法" ·引后世史事参证
·所书之事="戒" (加王于正、 (唐明皇、诸葛亮、
·据事观经,以经断事 削吴楚僭号) 秦穆公、司马昭等)
│ ·但反对"字字有义" │
▼ ·尊《左》而轻 ▼
崇王黜霸、尊君 《公》《穀》 "引史以证《春秋》,
抑臣、重内轻外、 即执《春秋》以断史"
畏天戒、重民生 (四库馆臣评语)
其书不录全经、不载旧注,而是于每条经文之下直接抒论,行文条畅,近于读史札记与经筵讲义的混合体。
三、精华:教戒说与"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全书宗旨,自序开宗明义:
"《春秋》者,圣人教戒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也。何谓教?所书之法是也。何谓戒?所书之事是也。法,圣人所定也,故谓之教;事,衰乱之迹也,为戒而已矣。"
白话解读:孔子修《春秋》,不是在做一个手握赏罚之柄的"素王",逐条给古人定功罪;他做的是两件事——以书写的法度垂教(如崇王黜霸、尊君抑臣、重内轻外),以衰乱世的真实事件示戒。乱臣贼子的恶,不需要靠称名称字去"贬"才成立,事情本身摆在那里,读者自能分辨。
他据此猛烈抨击三传以来的义例之学:
"质诸此而彼碍,证诸前而后违,或事同而名爵异书,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贬之例穷矣!例穷而无以通之,则曲为之解焉。"
这是说,褒贬凡例在内部处处自相矛盾:同样的事称谓却不同,罪大恶极者反倒未被"削族",凡例解释不通时,注家就硬拗曲说。书名"通说",自序释为"去褒贬之茅塞,而通诸教戒之正途"。
他并非全盘否认书法,分寸感很清楚:"《春秋》固有以只字垂法者矣,如加王于正、削吴楚僭号而从其本爵之类是也,而非字字有义也。"承认有限的、通例性的笔法存在,反对的是把每个字都当成密码破译。
具体解经亦多平实之见。卷七论周天子追锡弑父篡位的鲁桓公,直言"鲁桓以篡弑得国,王不能讨,更追锡之,王之失道甚矣"——罪在天子恩礼妄施,而不在"锡"字书法里藏了什么贬词。卷六论齐桓公"成于未忘在莒之时,而坏于震矜葵丘之以",并直接引唐明皇"忧勤致开元之治,骄盈召天宝之乱"作镜鉴,正是四库馆臣所谓"引史以证《春秋》,即执《春秋》以断史"。
四、深挖:一场关于"解释权"的方法论之争
《春秋》学史的核心争执,是解释的依据放在哪里。汉唐注疏争"凡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废传从经、"有贬无褒",把《春秋》读成一部峻急的判决书,当时常秩即讥其如"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胡安国《春秋传》承袭《公》《穀》,主"一字褒贬",又倡"以夏时冠周月",自南宋至元明悬为功令。
黄仲炎的路数正好相反。他在解释学上完成了两层剥离:一是把"意义"从字句的微观差异中剥离,归还于事本身——"书其事即见其罪";二是把孔子从"僭用天子赏罚"的位置上剥离。他驳胡氏"夏时冠周月"说:
"孔子之于《春秋》,述旧礼者也……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窃用天子之赏罚,决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将以律当时之僭,其可自为僭哉?"
孔子修经是为了戒僭越,自己不可能先去僭改王制、窃行赏罚。这一论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四库馆臣赞其"立义明白正大,深得圣人之意,盖迥非安国所及"。何乔新早已指出,吕大圭《春秋或问》本朱子而尽斥褒贬,"不知仲炎已先发之"——黄氏实为宋儒中系统阐发此说的先行者。就史学思想而言,"据事观经、以经断事"上承杜预、朱熹"据实而书"的实录精神,已隐约透出把经文当史料读、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朴素解释学意识。
五、迁移:过度阐释是一切解读的通病
黄仲炎批评的"例穷则曲为之解",在今天毫不陌生。解读一份文件、一条新闻、一段聊天记录时,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预设一套"凡例"——认定对方每个用词、每个时间点、每个标点都别有深意,然后搜罗蛛丝马迹去印证成见;一旦证据互相打架,就再发明一套补充说法圆场。三传的"日月地名之或书或不书,皆指曰褒贬所系",与当代阴谋论式的"逐字拆读",机理完全一致:结论先行,例不穷尽不收手。
黄仲炎给出的解毒剂也朴素有力:先问"事实是什么",再谈"意味着什么";承认文字有沿旧、有误抄、有无义之处(他甚至把若干抵牾归于后世"传录者误"),不要求文本处处藏着微言。对信息判断而言,这等于三条纪律——以事证义、不以字害事、解释不通时允许"存疑"而不是硬解。
六、批判:平实之得与平实之失
四库馆臣在肯定之余,也指出其硬伤,今人读来更应留意。
其一,疑古有时过头。如据《三传》《戴记》断言"天子无聘诸侯之礼",《周礼》"时聘"之说不可信;谓诸侯无私相朝之礼、"三传俱谬",皆悬断古制。其二,自己反对深文,却偶尔也深文,如以首止之会为"王世子立党制父",恰犯了他所批评的毛病。其三,动则疑经改经,如以"子同生"为传语误入经文、"葬蔡桓侯"为"公"字之讹,虽有校勘眼光,终属"未免臆为推测"。可见反穿凿者也难保自己不穿凿,方法论自觉并不能自动免疫。
更根本的局限是:他破的是"褒贬"的形式,并未动摇道德裁决本身。崇王黜霸、尊君抑臣、严夷夏之防、以灾异为"天戒"(如论"陨石于宋五"为宋襄无德图霸之谴),仍是典型的理学家立场;他只是要求让裁决从事迹中自然显出,而非取消裁决。其书的现代性是方法论层面的,不是价值层面的。
七、行动:把"教戒法"用于日常阅读
- 先还原,后阐释。 读任何带立场的文本,先用自己的话复述"发生了什么",事实层未立稳,不进入意义层。
- 建立"凡例自洽"检查。 当一套解释需要不断追加特例("这里是反话""那里是曲笔")才能维持时,默认解释框架本身有问题,而非文本处处机关。
- 区分"通例"与"密码"。 允许文本有体例、有惯例,但不假设每个字都承载隐义;遇到实在讲不通处,宁可存疑,不以意必之说出场。
- 以今证古要有边界。 黄仲炎引唐明皇、诸葛亮论春秋,生动却时有代入过度;今人借古喻今、借个案推普遍规律时,同样要标注哪些是史实、哪些是自己的引申。
- 警惕解释者的僭越。 不把自己手中的解释权当成对他人的"赏罚权",让事实与逻辑承担判断,而不是让身份与口吻代替论证。
一部十三卷的南宋经解,在今天最大的价值,或许不是那些具体结论,而是它示范了一种克制的阅读伦理:少破译一点,多看清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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