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爱民勤政，不仅缘于所接受的儒家教育，而且更有人生哲学作支撑。他善于根据人生际遇的变化调整心态，以使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生气活泼、欣乐自足的境界。

《庄子》主张“物化”，苏轼则喜欢讲“应物”——“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化”“应物”当然不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而是一种无执的心灵，不固执某一特定的生活环境或某一目的，超越现时刻、现阶段乃至现世的生命，以追求永恒的精神价值。然而，超越并不是拒绝、否定、逃避。苏轼是在接受、顺应、调整中逐步实现超越的。

“应物”不是对现实的默认与妥协，更非让心灵拱手认输，而是相信现实本身也时刻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现实本身没有执着于当下，那心灵又何必于当下执着？

“应物”可以减少现实处境对心灵的束缚，使生气活泼的状态重获平衡。在苏轼眼中，荒山大江的黄州与西湖美景“未见议优劣”，同样可以“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而“九死南荒”的海南生活，何尝不是冠绝平生的奇游？当北归无日的时候，苏轼就把自己看作一个累举不第的惠州秀才，“有何不可”？

“应物”哲学是逼出来的。乌台诗案虽没有被处死，但苏轼的心灵已经死过了一次。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表明，他“自度不能堪”，是准备死在狱中的。经过这番锻打淬炼，他终可“谈笑于死生之际”了。

“应物”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脚踏实地。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衣食堪忧，负债累累，怎么办？只有“痛自节俭”，限定每日开销，把钱串挂在屋梁上，并将挑钱的画叉藏起来；又躬耕于东坡，与泥土接触中体味“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牛羊肉吃不起，就买些猪肉，谁知一吃就吃出了道千古名菜。后来在惠州仍吃不起羊肉，却突然发现把羊蝎子蘸盐微烤，竟然美如“蟹螯逸味”。徐州的酒薄，不如官酿，便随手将一位朋友的顺口溜写成《薄薄酒》：薄薄酒，胜茶汤；粗粗步，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聊胜于无”毕竟也是一种“有”，稻草虽弱却亦能救命。流放海南，即便感到“无复生还之望”了，仍然可以先做事——“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死即葬于海外罢了。

“应物”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是精神自信。苏轼在惠州时乘舟遇雨，河水暴涨，“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苏轼不是怕死，却怕自己的心血结晶——《尚书》《周易》《论语》注释稿就此沉溺。于是，只能内心祷告：“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果然，最终有惊无险，而苏轼的幼子苏过一直在旁边鼾睡，百呼不应……委运任命不是悲观颓唐，而是不暇预虑过多，不暇杞人忧天。

“水到渠成”是苏轼经常用来自我宽慰的词。他似乎对水情有独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流水为苏轼照鉴出天地自然的本真。水的“随地赋形”，最能契合苏轼的“应物”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