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元
No.43／第二十三章／4
第二十三章 书生忧国 首议新疆设省（之四）
那一年，主持殿试的是大学士曹振镛。这位老兄年长龚自珍一辈，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运亨通，备受恩宠。当有门生向他请教为官诀窍时，得到的回答却很简单：“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阁老为官循规蹈矩，保守而内敛。他曾多次主持殿试，固执地以士子的书法是否合乎馆阁体，作为评判优劣的首要标准。
所谓“馆阁体”就是清代公文的标准楷书书体，强调书写规范，要求字形、大小、粗细统一，字体方正、匀圆、乌黑、光洁。清代科举考试也必须以馆阁体书写。
馆阁体拘谨刻板，千手雷同，泯灭个性，这对于个性张扬、向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而言，如何写得来一手标准的馆阁体呢？
然而，在曹振镛眼里，书法不达标的士子哪怕文章写得再好、见解再高明、构思再新颖独特，均无足观。于是乎，曹振镛“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低低地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
不得入翰林，这就意味着龚自珍自我设计的“中进士、入翰林、参政、议政、济世安邦”的个人奋斗路线图就此落空，报国梦也随之破灭。龚自珍二十八岁中举后，一连参加了五次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年已三十八岁时才终于金榜题名考中进士。从年近而立到年近不惑，耗费十年大好光阴。这是龚自珍历经十年寒窗苦读、屡仆屡起之后所取得的科场功名啊！然而，曹大学士就这么轻讽一语，便让他前功尽弃、仕途渺茫。科场竟成为令他伤心之地。
“我劝天公重抖擞”的一切努力，都终归于徒劳。龚自珍只得仍去做他的内阁中书。哪来的回哪，该干吗干吗。
字写得不好，就得不到重用，书法比文章本身还重要，这纯属买椟还珠、本末倒置。不过，现实世界往往在逻辑思维之外。客观地讲，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曹大人。在那“万马齐喑”的年月，朝廷开科取士全看一篇代圣贤立言而又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因其内容空疏而无以见高下，便以楷法是否工整作为评判标准，甚至到了“抑文重字”的程度。由此观之，倒也不足为怪。
科场的不顺，大清朝病态的人才选拔机制，如同一条条毒虫，无情地啮噬着龚自珍那颗自尊而又敏感的心。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伫听雁过啼鸣，顿感“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龚自珍极度失落，满腔愤懑，毅然将自己耗尽“华年心力”的二千篇八股文（科考复习资料）统统付之一炬。他尖刻地嘲笑道：“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
此后的他，仕途依然乏善可陈。在冠盖如云的京城里，龚自珍一直不得知用，充任的都不过是一些无权无实、无足轻重的小京官，像什么宗人府主事、礼部主客司主事、祀祭司行走等这类闲差，他都干过，最高职级也只相当于今之正处级某某员而已。
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剑气凌云，而屈迹于万夫之下。命也何如？对一个以天下兴废为己任的读书人来说，活在当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正所谓“书生忧国直堪笑”。
不过，另有超凡脱俗者常言道：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庙堂有梦终落寞，江湖有酒总关情！愿饮春风醉几回，何苦悲秋枉凝眉？又何苦这般杞人忧天、闲愁万种呢？
然而，说时似悟，对境生迷，君不见“忧国从来是书生”，更何况“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龚自珍虽困厄闲曹冷职，其家国情怀却未曾稍改，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赤！其为人忧国成癖，仍旧屡屡上书，指斥时弊，满肚子不合时宜，简直到了“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的地步。但终归人微言轻，不被理睬，反被同僚视为“痼疾”。
只可叹，嘉道中衰，为官而能不忘初心、替国分忧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再者说，具有先见之明之高士，自古落寞皆孤独，如若不然，又何来“穷途之哭”？
试将道光帝的回疆善后办法与龚自珍的新疆建省之议稍加比较，我们就不难看到，前者总体保守，旨在维持现状，得过且过；而后者则颇具远见卓识，顺应了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显示出本朝有识之士治理新疆的战略眼光。
而这一切的一切，到头来仅仅换来一声浩叹：既然未得到朝廷留意，那就只得寄希望于未来吧。龚自珍愤而赋诗预言道：“五十年后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最终，历史还是再一次印证了司马迁说过的那句话：“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龚自珍作为一位颇具远见卓识的“非常之人”，他的建议最终在五十多年后的1884年（光绪十年）得到了实现。
那一年，清廷在新疆正式建省。
晚清重臣李鸿章面对列强虎视鹰瞵之时局，尽管怯懦欲苟活，但也不由得对道光年间龚自珍所写的《西域置行省议》颇为激赏，赞叹道：“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
李中堂此叹，不亦确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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