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蓝籽
图/网络
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也是一种表达情感与美感、体现想象与现实的艺术形式。在这里，笔者将从《诗经》里几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切入，以略窥“采诗观风”下的文学世界。
“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
“王官采诗”，又叫“采诗观风”。《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之言曰：“《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夏书》今已不见，若师旷所说有据，那么，在夏代就有政府派专门人员在一定时节到民间采集意见的做法。沿至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诗论》则谈到了采诗者的构成：“举贱民而蠲之”。而汉代也有文献记述了关于“采诗观风”的做法，如《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原来，“采诗”最初是观民风的一种做法，各地的风俗人情、人民的心愿诉求都凝结在那几句简洁明朗、口口相传的诗歌里了。古代的明君便是以“采诗观风”的方式来落实“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菑亩”
顾颉刚先生曾指出：“诗经里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不是歌谣的本相。”显然，采诗官是必定要对采集的原料进行或深或浅的加工的。而台湾学者屈万里更是从文辞、用韵。语助词、代词几个方面论证了“国风篇章的形式不类民间歌谣的本来面目”。或许，国风篇章循环往复、重章叠唱，正是一种加工的结果。
说到文辞用韵，就必须谈谈雅言。缪钺先生认为“当时于方言之外，必有一种共同之语言”，消除因地域辽阔而导致的方言隔阂。采诗官在采集加工诗篇时，即是用雅言“比其音律”。如带有“薄言”、“曷”、“胡”、“何以”、“谁”、“伊”及“此”这些字词的句子，在“国风”和“雅颂”中高度一致：“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菑亩”、“被之祁祁，薄言还归”。雅言或许就是采诗官们留在诗篇里的独特印记吧。
可惜的是，中原夏音失传，如今只有在江浙还能听到。而《诗经》，大概是古人留下的让我们还能够领略古音韵美的宝藏了。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诗歌源于生活。华夏辽阔的地域和民族古老的风俗成就了不朽的诗篇，表达着各种饱满而真挚的情感。其中，自然不乏缠绵悱恻的爱情。无论是《邺风.谷风》里“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弃妇被弃的哀怨痛苦，还是《周南.桃夭》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嫁娘的希望憧憬，亦或是《墉风.桑中》里“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情人的炽灼热望，都让人为其中缠绵浓烈的情感唏嘘不已。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为《诗经》的开篇，这也是《诗经》里知名度最高的句子。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同样吟咏爱情的《周南.关雎》似乎一直被人们误解着。《关雎》以雎鸠之雌雄和鸣喻夫妻之间的和谐相处，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关雎》并不是一首爱情诗。从人称形式和篇中器物两个方面来看，将《关雎》作为《诗经》的开篇这样的编排次策，并不是无因由的，反映的是周人对婚姻、夫妻恩情的重视。
美丽的诗篇，同样美丽的情感主题，会一直为华夏子孙吟哦咏唱着。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
《诗经》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饱满热烈之情，还有待人处世之道。在《唐风.蟋蟀》中，诗人借蟋蟀坦率真挚地吐露心声，表现了一种士人立身行事的态度：既要及时行乐，又要有所节制；既要充分享受人生，又要保持忠于职守的精神和忧患意识。这似乎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蟋蟀》所表达的价值观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士人处世方式的一种思考，但对现代生活也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它不要求我们像浮士德那样不断地去冒险去寻求刺激；不要求我们像西西弗斯那样不断徒劳地推巨石上山，也不要求我们像教徒那样去修道院禁欲苦修，不食人间烟火。在乐与苦、忧与安中立身，只循本心，好乐无荒。
诗歌的魅力莫过于此吧。诗法自然，情景交融，两三句诗便将人带入一个情境，那里有忧伤凄美的哀怨苦楚，有发于内心的情理感悟，还有对美好世界的倾情歌颂。
一个不会读诗的人，该俗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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