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华传统精神首先在于“法天文”，那么在传统生活中，人们为什么要“法天文”，又是怎样与天致敬的呢？
为何敬天
古人认为，万事万物的产生和推动皆源于“气”。阴阳摩荡，日月消长，风雷瞬变，虹霓流霰……这一切都来自于天。一天之内的昼夜交替；一年之中的春气生发、夏气长养、秋气肃杀、冬气敛藏，皆依天时。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天地万物的运行各有其时序和轨迹。唯有相时而动，在尊重自然节律的前提下行动，才能得到希望获得的结果。所以，以农耕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俯仰进退皆求与天时的循环同步。
农耕生活“靠天吃饭”，在长期的观察和实践中，农家对天脾性的了解就如同熟悉自家人。《齐民要术》总结了北魏末期以前的传统农牧业生产经验，其中有记载：“立春后，土块散，上没橛，陈根可拔。此时二十日以后，和气去，即土刚。以此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
可见在农家眼里，土地也有脾性，而它的脾性竟是动态的、与天时相呼应的。遵守天时劳作可以事半功倍，不守农时则“耕四不当一”。而且这个“时”竟然能估算到“二十日以后”的效果这么精确。所以农人惕惕乎计算天时，使土地达到耕作的最佳状态，以便在生产活动中能够轻松一些。
日月悠悠，农人看着禾苗一天天欣欣向荣，就算急于收获，天时不会一次送来所有需要的雨露润泽、日照风吹，禾谷生长期不足、秀华未蕃，农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急不得，帮不得，得等，得耐。清明之后是谷雨，立夏过了才是小满……
农人经过长时期的等候，已经养成了稳笃忍耐的性子。农闲时候晒晒太阳，喝喝小酒，悠然闲适，与世无争。这份从容优逸的自得感，只有在对天时节律的把握之上才能衍生出来。掌握天时，相时而动，悠游的心态与天的律动和谐同奏，自然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
天时是怎么来的呢？“斗转星移”“日月交替”，看到这样的词我们便能意会到指的是时间变换，可是定睛一看，不正都是对天的描绘吗？古人观天道运转而体会时节变迁：日月阴阳、明月盈亏、星辰运转皆能从中发现规律，以此来作为划定时节气候的依据。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又如四象二十八宿依时序变化，东方苍龙从“潜龙勿用”（看不到被太阳光芒遮住的苍龙星）到“亢龙有悔”（苍龙星宿开始下沉），不仅反映着天时韵律，也隐含着对人行止的指引。人的处世原则就这样与天的运行规律达成内在的呼应。
土地的状态与天时遥相应和，人的心态又与天地循环的节奏相关：掌握天时让人们维持着稳定的生活节奏，稳定和可预料的生活又给人们带来自信和安全感。天从不作出承诺，但多数时间信守时讯，人们谨守天时，并且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天的敬意、感谢天的恩赐。
如何敬天
敬天必然遵守天则、师法天道，对天的规律时时处处的小心谨守正是人们敬畏天的最佳证明。
首先，传统民居多习惯于坐北朝南以纳日光，这是在方位上与天相契；其次，依家庭条件不等还有“天井”、“天窗”、“天台”等设置，从名称就可体会出人们与天感通的意愿。建房造屋最慎重的是择吉日，这其实也是期望与天时相应，从而得到天福护佑。另外，与天相距更近的民居部分就是烟囱，无风时，袅袅炊烟向上空升腾，难怪在人们的想象中，灶王爷会上天庭打小报告呢。
由“敬天”而产生对于“中”的格外尊崇尤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陈江风所言，帝王必居“土中”的思想源于对“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的天之秩序的体认。众星拱卫的北极星恒定不动，提供了一个“中央神圣”的具体模式。体现在传统民居内部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于立柱和上梁仪式的重视。
比如在瑶族传统干栏式民居中，房屋构架中最重要、最粗的两根木头分别是位于房屋地面正中心部位的“保命柱”和位于房顶正中央的大梁，在安放这两根木头时一定要请地理先生看吉时。在物理意义上，这两根木头是整幢房屋的受力核心；在观念意义上，大梁也是房屋与天最接近的部分，承天覆命，如何能够不慎重？而且中心稳固才能保证房屋结实耐久，由此引发人们关于年寿绵延、子孙繁衍、家宅平安、五谷丰足等等美好生活的联想。
另外，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敬天”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家家户户供奉着以“天”为首的“天地君（国）亲师”牌位。这个牌位的摆放也是颇有讲究的。仍然以典型的瑶族传统干栏式民居为例：房屋一般坐阴向阳，阳面开窗采光，阴面墙最正中两根柱子之间设三进木板，“天地君（国）亲师”必须位于最中间一进，处于整面墙壁的正中线上，并且这一进木板必须精心挑选靠近树根部位的木材，这样木质才够粗够宽，纹理才均匀。木料必为奇数（天属阳，奇数为阳），每块木材的年轮纹理必须朝上摆放，不可颠倒，否则不吉。由这些繁复的细节讲究就可看出人们对于“天”的趋同与敬畏。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而言，国以君为核心、家以父为核心，也是“北极星崇拜”作为天之法则和秩序被人们敬畏和奉行的表现。除了体现在社会秩序上，更明显的是宫殿的设计和城市的规划。历朝历代中，不仅作为“天子”居所的楼台宫室仿照天上星辰来设计布局，许多城市聚落的规划同样存在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讲究，甚至楼阁城门、塔观祠庙都有与其方位相应的名称，而这些名称总是或隐或显地与天上日月星斗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除了在可触可见的生活中人们处处表达着对天的敬畏，在人文理念中，人们由对天的敬畏而产生关于天的虚指意涵更是多元：“天打雷劈”式的天威莫测，象征拷问、审判之意；“天覆地载”又似乎冥冥中的佑护；“天地不仁”体现毫无偏私的理性；“上天有好生之德”又似乎天亦有情，与人慈悯。
民间俗语中有“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依照这些生活经验，人们观天便可知晴雨，据此判断行动与否。
诗句中人天呼应的句子就更让人目不暇接了：
“把酒问青天”的超迈逸兴；
“长河落日圆”的肃穆大气；
“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坦荡豪放；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凌云壮志；
“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意蕴悠长；
“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落拓气势；
“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飘逸灵动……
天带给人们如此多的灵感，以至于人们情不自禁地愿意为天加冕。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说：
“我们所说的语言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所用的工具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所行使的权力不是我们确立的；知识的宝藏代代相传，也不是哪一代人独自聚敛的。
全凭社会，我们才享受到了这些绚烂多彩的文明，即使我们一般看不出我们得到这一切的根源，至少我们也会明白那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正是这一切，才使人在诸多事物中拥有了自己的位置。
人之所以为人，只不过是因为他有了文明。所以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在他之外存在着他从中获得人类本性特征的某种主动因素，它们作为仁慈的力量，帮助他，佑护他，确保他得到特许的命运。当然，就像对于美好的事物他要赋予它们重要的价值一样，他必定也要给这些力量以尊荣。”
这种冥冥中不可见却又随处可感、被人们赋予无比尊荣的力量，被涂尔干归于社会，中国人却归之于“天”。
清代诗人黄仲则经过李白墓前曾赋诗议论曰：“醒时兀兀醉时有，应是鸿蒙借君手。”此处的“鸿蒙”指代的就是“天”，也实指时代。
陆游也生发过类似感慨：“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诗人们把赋予他们文采、灵感来源的时代潮流、人文社会、物质环境等等归结于天道运转的自然规律，既有谦退不自居之意，也有对天地万物生灵的赞叹敬畏。
人们通过对天时的遵循，调整着自己的生活节奏；通过对天象的模仿，建构着自己的居住模式；通过对天意的抒写，抒发着自己的内在感情。因敬天而法天，人们对天的敬意，就这样尽在一言一行中表露得淋漓尽致。
风雨晦冥，晴空晓月，星河霜露，云卷霞舒……天的一张一弛皆与人的内外身心相感相应。天本身象征着无垠的空间，天上日月星辰的运作又象征着运转不息的时间，“云飞月走天不动，浪打船摇道未移。”空间是永恒的，时间是变幻的。
在这片天空下，我们安然而居，又不断仰望天空，追索短暂生命的意义。天赋予我们生命的律动和情感的绚丽，人的性灵就这样被天滋养着，一个“天”字，让人品味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