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基因(二)

第二讲  中国古文法的基础

从商到周,中国经历了文明的巨变,许多表面上看起来类似以及连续的现象,在商文化和周文化高度的差异中,有着不一样的功能及意义,最明显的一个是青铜器,一个是文字。

文字在商文化中,比较接近于后来的道符,是上界使用超能力来对人间事物的有效干预。有一个成语叫“一语成谶”,谶就是预言的意思,一语成谶就是说,一句无心的话没想到就应验了。在汉代,谶纬非常流行,甚是秦汉间方士预示吉凶的隐语,普通人看不懂,也就是说最终的解释权归方士所有。纬,则是附会了儒家经义的一类书。但在汉朝,文字运用的主流毕竟是经书,所以到东汉后,谶纬也就逐渐没落消失了。

文字起的是记录作用,甲骨不容易损坏,青铜器更不容易损坏,文字和甲骨青铜器联系在一起,更加强了抗拒时间变化的印象,于是在周人心中有了明确的动机,为什么要用文字?什么时候需要动用文字?有了值得长长久久存留的信息或意念,就用文字写下来,保护着这些信息或意念不被时间改变、销蚀。

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明过、后来彻底消失的文字不计其数,上本书我就讲到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失传。中国的文字被从神巫的手里解放出来,进入了人的世界,开始记录人事。文字和人的生活有了更普遍,更紧密的连结,也就大有助于这套文字系统的长期传留。文字的基本形式在商人手中就已经确立了起来,但文字符号和语言间的关系,是一直到周才正式建立起来的,并且周人将这套系统建立为可以传承将近三千年没有消失的历史奇迹。

前面提过,至今我们仍无法确认中国文字最早是怎么诞生的。到目前还没有充分的甲骨文前身证据材料。这样的材料就算有,可能也都压在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黄河下游冲积土层下,无从挖掘。但至少我们知道,中国文字是不可能用什么方式诞生的,不可能是一个聪明的人,叫仓颉的人发明的。那是神话,尤其是说仓颉发明了文字,以至于“天雨粟”,凸显文字发明的惊人突破性的那一段,是精彩的神话,但那绝对不可能是历史事实。

传统上,将中文造字原理整理为“六书”,六书是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法归纳成六种类型。

第一个是象形,画其成物,如日、月、牛、羊等。

第二个是指事,视而可识,就是看见就知道了,如上、下等。

第三个是会意,意思是转个弯就能想得到。这里举个例子,武术的“武”字,在这个字上发生了一个天大的误会。传统上认为,“武”是有两个字复合而成,一个是“止”,一个是“戈”,我们知道“戈”是战争,是武器的意思,于是人们就认为是“止戈为武”,停止使用武器才是“武”,这明显反常识说不通的啊,都不打架了,怎么还是“武”呢?这实际上是上千年的以讹传讹,不能因为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我们就承认其正确性。“武”字的确由“止”和“戈”两部分构成,然而“止”的来源是人脚的样子,从甲骨文金文看的再明白不过,“止”原来是象形字,就是把人脚的模样画出来,这个代表人脚的字后来因为同音,而被假借用来表示停止的止。所以这里的“止”是脚趾的趾,而不是停止的止。因而,“武”字在造字之初,是画出一只脚在“戈”的旁边,也就是一个人走到武器旁边去拿武器,表示要动武啦!通过这个例子,你说“武”这个字,它是会意还是指示呢?

第四个是形声,以事为名,一个音加上一个代表意思的偏旁,如河、证、芳等。

关于第五个转注和第六个假借,这个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议,在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

从汉朝开始,“六书”被视为权威,许慎的《说文解字》被视为权威。但现在我们有机会用汉朝许慎看不到的更古老的文字——金文和甲骨文,来探讨文字起源与变化。我们实在是没有道理继续死守“六书”和《说文解字》,“武”这个字就是最好的例子。

回归甲骨文金文的古老阶段,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将字分为了三种:“文”、“名”、“字”。

文:望文生义,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的意思,比如“目”。

名:就是特定的符号,如人名,地名等。

字:陈家梦先生是取了“待字闺中”这个成语中“字”的意思。代表“家”的宝盖头,加上一个代表孩子的“子”,指的就是生小孩,所以将还没有出嫁的少女形容为“待字闺中”。所以“字”是衍生出来的。

举个例子,畚箕,就是我们北方人常说的簸箕,现在有塑料的、不锈钢的。但在过去都是竹编的,所以它有竹字头。而“其”是个象形字,指那样的一个工具,因此看见“箕”就知道是畚箕这样一个物品。这就是文,望文生义。如果“箕”这个字被当成了人名或地名,那它就是名。如果从这个符号上延伸出了“旗”、“棋”、“琪”,这就是字。这样看陈家梦先生的“文”、“名”、“字”三分法比六书简单容易的多了。

我们来重新捋一下,这套非表音的文字是如何成立的?最初“文”有明确的对应对象,看见这个字这个符号,就知道是这么个东西,如“目”、“其”等。接下来,如果语言上对一个现象,也用这个音来称呼,那就是“名”,指同音的人、地等,这就是专有名词。最后,从“文”到“字”,最重要的是衍生原则,是形声,也就是将本来有其形象意义的“文”予以声符化,然后配合另外一个代表意义的“文”,两者加起来,衍生出一个新的“字”,于是看到这个字,就既能知道它的意思,又能念出其发音。

如此,中国的形象文字能和语言发生关系,不是直接表音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大概就是老一辈说的识字不识字,先认半个字。

中国文字以形声的方式衍生,是周人的重大成就。这样的发展,使文字系统可以快速扩张,产生许多新的字来。一方面记录语言,一方面配合新事物的出现。再者,任何新的字都不是被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原有的字互相结合而形成的。

再举个例子,日期的“期”,他是月字旁,说明和月亮有关,月是古人认定最规律的时间计算预期,月亮圆缺变化从来不变,以月之朔望来定约,是最常见的方法。什么叫月之朔望?就是朔日和望日。即农历的初一和十五,初一几乎看不见月亮,十五则是满月。用这个来订约,错不了。所以看见“期”这个字,就是时期、日期的意思。通过这个字儿,我们就能看出来,汉字其实也好学,我们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了好几千个字,而是以一个字为基础,后面撑起了一个系统。

另外,在运用上,文字不是一个个单独存在的文字,它总是连在一起出现的。多数的文字放在一起就有了文序或语序。用一定的规则来安排文序或语序,那规则就成了文法和语法。

中文的文法也是在周朝奠定的,具备了令人惊讶的稳定性。中文文法最根本的规则是固定字序,比如主词——动词——受词。

从古代《论语》里的“子见南子”到今天小学生作文里的“你打我”,都是主词——动词——受词的固定排列顺序。另外,否定用语放在动词前面,“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子路”是主词,“说”是动词,“不”就放在“说”前面。今天我们写“我不高兴”四个字,“不”也是放在“我”和“高兴”中间。

中文就是这么神奇,这么简单,基本的文法结构保存了两三千年。这时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中文的基本文法两三千年,神奇的没有改变,那为什么今天还是有人读不懂古代的书?这里面有几个变化:

第一,文法没变,但字的用法变了。比如“之”这个字,简单的虚词,文言文里之乎者也,现在我们常用的则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第二,以字为单位逐渐转化为词。比如:于——于是,即——即然,则——否则,如——如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中文里有太多的同音字。光是听到一个字的音,我们无从立即准确判断究竟是哪个字。为了避免同音字造成的混淆,于是将单字增长为两个音或三个音。

第三,有些词变成了字。例如先秦的文献里说到商和周的时候,是写成“有商”和“有周”,这是加在专有名词前,起了一个词头的功能。但到了后来,“有”这个字,用来指所有格。古书中的“有”很少被用作“有没有”的意思。“有”的一种情况是夹在数字中间,如:三十有五,这样是为了让人清楚知道说的是数字数量。

第四,加词尾,把字变成词。车——车子,儿——儿子。

第五,还有一个有趣的词尾,将“头”这个字儿当作词尾。“骨头”,“馒头”,这里的“头”没有实质意义。

还有一些原来没有意义的字,经常造成困扰,如“其”这个字。“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其实就是“北风凉,雨雪滂”。

讲完了文言文同现代白话文的区别,我们再来看看汉语言的其他独特之处。首先是数词和量词,从西周起,中文文法的数词就是一个数加一个名词,比如“三皇”,“五帝”。周人对于数有着清晰的概念,有的可加,有的不可加。举个例子,两个人是“两”,二十个人,你就不能说“两十个人”,也就是说,天生成对叫做“两”,可加可减才是“二”。

中文里面还有大批的量词,一个字,一篇文章,一句话,一间房子,一座教堂,一列火车,等等等等,这个最容易把老外搞疯。要知道,英文里面只有a和an的区别。

中国的量词同时还可以反过来变为名词,例如:一张纸反过来就是纸张,一匹马反过来是马匹,一辆车反过来是车辆,一间房反过来是房间,一块煤反过来就是煤块……,当然,也有偶尔行不通的例子,比如一头牛反过来就成了牛头,那就说不通了。

用现代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说,中国语文中到处显现着不可供量性——纸、马、车、房、煤……,在称呼上就带着自己的数量单位,拒绝和别的东西共量。

其次,中文文化相对于英文有很大的简约性。中文不那么重视单数与复数的区分,需要表示数量的时候才说出数词。中文也没有明确的时态变化。中国文字最早的成熟运用是甲骨文。商朝甲骨文的功能是沟通记录来自祖先鬼神世界的信息,那是人世之外的另一个想象空间,而且也是另外一个与人事不同的时间领域。祖先活在过去,所所以称其为祖贤,以前存在过的人死了,进入了另一个领域,变成祖先。很自然的,祖先身上带着的是过去的时间,现在的人通过巫术和祖先同沟通时,也就必然将过去的时间和现在的时间有了迷离重叠的现象,也许就是这样的起源原因,使中国文字文法不讲究判别现在与过去,自然也就没有了时态。

迟至东周,这样一种不讲究时态的文法,相应的刺激出了坚实的信念,认定所有重要的道理都是没有时间性的,是超越时间的。所以,这不仅是一套文化,而且是由文法连带发展了中国的文明特色,它规范了后来的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行事,以及中国人如何认定是非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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