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曾以为，写作不过是记录，是一种经验性的行为再现行为。可后来我意识到，有时候，写作甚至不需要一个确定的起点——而写作本身，就是那个起点。
我们写作，并不是为了证明世界已然存在，而是在一次次提笔中，使得世界得以浮现，继而重构。人们组织语言，一般很难达到正确并完善的极点。若我们承认语言不稳定，经验不可捕捉，主体也不再坚实，那么我们该如何继续写作？
答案或许是：我们必须建构。
建构，是在裂隙中布设意义的网络；是从不完整中创造一种暂时的完整。这种勇气，这种不断构建可以被写的世界的行动，唯有建构才能支撑写作的持续性，这就是我所称的“写构主义”。
写构主义，不是某个哲学家的术语，而是我在写作时，针对写作方面创造出来的专有名词。它并不主张真理已然存在，而是相信：写作，是构成真理的过程。是书写世界的同时，也在书写自我与他者，是在没有地基之处奠基，是在词语的回声中，创造回声的洞穴，写作本身即为建构世界。
如果第一章试图提出写作哲学的根本问题，那么这第二章，我将介绍写作哲学的核心观点：写构主义。
第二章：什么是写构主义？
(2.1)写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我曾多次试图确定写作的起点，但它如同身处薄雾的黑影，让人近乎无法触摸。
它不像一场对话，也不是一则自白。它更像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建房子——每一块词语像是砖头，却也可能是沙，刚铺上去就散了。
人们总说，写作是表达。但写得越久，我越觉得这不是全部。甚至，它可能根本不是表达，而是一种延迟，一种在表达中始终未能正确表达的奇怪状态。语言像一张渔网，扔得再准，也总有鱼漏掉。我们写作时，试图说清楚的，不断在句子之间滑脱。而德里达把这种滑脱称作延异：意义不是静止的，是差异构成的；语言不是给予，而是推迟，是永远抵达不了的承诺，语言的延异是我们无法穷尽真理的重要依据。
从这个角度来看，写作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在对意义的不确定性做出回应。不是为了再现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而是在每一个句子的缝隙中，去建构一个还不存在的现实。写构主义就是从这种不稳定中生长出来的。它并不试图解决语言的问题，而是接受语言的问题作为出发点。
如果语言不可靠，那么表达是否仍有价值？巴特或许会说：“有，但不属于你。”在他看来，作者的意图已经不再是意义的源头，文本的意义早已脱离作者的控制，开始在语言的自我系统中运转。写作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去中心的活动，不再依赖于一个“作者”去主导。语言自己在说话。写作不是自我表达，而是一种自我消解，是被语言穿过，被文本重新排列的过程。
而福柯则更为冷峻。他看见话语的背后，是结构，是权力，是历史。他提醒我们，那些看似中立的词汇，其实早已被规则过滤、被体制塑形。我们写下去的，不是自由的思想，而是被允许存在的说法。写作者不是天真的观察者，而是某种话语系统的参与者，甚至是它的产物。
可也正因为如此，写作才不是无力的。因为当你意识到语言从不稳定，意义不天然，主体不预设，写作就不仅是表达，它成了一种建构：一种对不稳定的回应，一种对权力结构的穿越，一种对经验碎片的拼接。
写构主义，就是我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一个词。他不存在任何学派，不是现存体系所述的观点，而是我写作时不断遇到的那种感觉——你明知道语言不稳，你明知道意义总会滑开，可你还是写下去；你并不在描述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在反复试着用词语去搭建一个可以站人的结构，一个可以承载片刻真实的空间。
中国有个词特别精辟叫：词不达意。我想这就是写构主义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它是一种建构行为，但不带有建构主义那种宏大叙事的确定感。它是脆弱的建构，是意识到崩塌可能性之后仍然出手的建构。它不再把写作当作“表达我是谁”，而是“在写作中成为我是谁”；它不再相信可以描述世界，而是在写作中不断生成世界。写构主义，是对经验不可能完全再现的回应，是对语言在表达中不断延异的承认，是对主体并非稳定存在的接纳。
而正是因为这些不稳定，它才更需要一种能动性。在混乱中，我们不是等待意义降临，而是用写作去搭一个可住的结构。我们以为写作是复述，其实它更像搭建；我们以为写作是发现，其实它更像制造。在裂缝中铺桥，在空白中造屋，在失语之处，发出声音。哪怕这种声音本身就带着回音的错位，带着语调的不安。
写构主义一直保持着这一种破坏与生成的状态，但它确实是在旧的观点中生成出来的不稳定结构。
所以，我才愿意用写构主义这个词，给这整个状态命名。它不是理论的总结，而是行动的描述。它不是确证写作的意义，而是承认意义始终不完整、但我们仍要写的那份动因。
写构主义，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持续书写下去的理由。不是因为写作能把一切讲清楚，而是因为写作能在讲不清楚的时候，暂时搭出一个能站人的句子。
写构主义从来不是目的性的工具，无法提供具体的指导，但它的存在很有必要。“重构”是写构主义的代名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还会有让人称好的句子、名篇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