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看过《我不是潘金莲》，一个女人扰乱君臣百万般。一些影评认为，这部电影将中国官僚体制的形象夸张化了，因为没有做到如实调查中国官场运行机制，也就没有在痛点上抨击中国官场。在这里我不讨论这种看法的对错，但仅仅就官场是否有可能如此表现简短讨论一本书，著名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这本书所描绘的现象，恐怕比《潘金莲》更加生动夸张。

十八世纪的中国，处于乾隆盛世。就在盛世之下，发生了一宗席卷全国无稽荒诞的叫魂案。叫魂是民间对一种巫术的称呼，人们相信这种巫术可以摄人魂魄，方法是割人辫子，剪人衣角，知人姓名或生辰八字做符，而后施法。

其实这叫魂案，始自寺庙香火之争。江浙境内，一寺庙因嫉妒另一寺庙香火旺盛，趁着对方寺庙附近修桥补路，散播谣言，称这石匠收人钱财，将雇主仇家姓名写于纸条上，随木桩打于地下，达到诅咒目的，并编造出此妖术为哪哪法师传授。当然，毋庸妖术，就连在木桩下钉纸条一事都属子虚乌有。然而老百姓信了，捉住可疑的外地和尚要动私刑，如此地方官便不得不介入。与老百姓不同，地方官均为受过良好教育之人，对妖术一说并不相信，又查无实据，于是前期零星事件当事人均被释放。

怎奈谣言之下必有钻营，一个县衙役在一起类似案件中为了敲诈钱财栽赃外来和尚。这便有了人证物证，甚至严刑拷打。和尚屈打成招，信口胡诌，一个存在于谣言中的神秘组织便被勾勒出来。自此，叫魂恐慌真正于民间传播开来，从事发地江南一线直传河南山东，各省均有人声称自己辫子被剪，被迷药迷倒，大半个中国都被笼罩在其中。

谣言归谣言，审案归审案，地方官不能因为谣言盛传便作实确有其事其人。然则绝大部分地方官，甚至于所有地方官均不相信此事为真。并没有一位巡抚或是总督及时向乾隆报告过此事。在乾隆有所耳闻之前，这恐慌也只是地方官之间相互调侃的谈资。

可乾隆不这么想。

乾隆帝忧心忡忡已有时日，忧什么，忧心他的满洲臣子堕落不学好。怎么叫不学好，跟汉人学。汉制官僚体系发达，表现形式便是欺下瞒上，一切问题行政化，往往颟顸臃肿，缺乏活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官僚体系自动生长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确保每个个体和牵连的关系网不被破坏，个人不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只有机构和群体，最高统治者也便投鼠忌器法不责众。然而对于最高统治者，这样的官僚体系一定不称心。中国历史上帝王与官僚体制的斗争总是围绕行政化和特权化展开。以往汉人政权尚无完美解决方案，何况在君臣之间还夹杂民族问题的清朝。真正明白且正视问题的，满清一朝只有雍正。在叫魂案之前，乾隆便使出浑身解数敲打满族官员要保持满性，自己甚至不厌其烦地于朝上指出官员奏折中满文不过关的问题。对于如此帝王，怎能不找个驭臣之道？其祖以德治国，其父以法治国，一个显宽，一个显严。乾隆想取个中庸之道，于是外以满性血亲谆谆教诲以取代雍正严法，内以特务机关否定康熙之仁爱。如此，中庸没有找到，精神分裂却仅一步之遥。

试想乾隆在这焦虑之下，听到自己在江南的线人告知自己叫魂恐慌已有月余，而封疆大吏竟无一人递来廷寄（与奏本相对，是君臣之间直接单线联系的制度），是何等心境。这帮奴才终于学坏了！

想想便知，乾隆才高八斗，岂会信叫魂妖术？更不可以此为由要求彻查。事实上帝王有另一套话语，政治罪。什么是政治罪，意思就是闻臣子，你是不是想造反？在我的理解，政治罪是官僚体系与最高统治者最后的默契。即是说，使用政治罪前，最高统治者管理官僚体系尚有方法，使用政治罪便代表着黔驴技穷。对于满清，政治罪意味着失去满族传统和欺瞒圣上，包庇谋反直至参与谋反。在叫魂案中，乾隆在得知封疆大吏对自己的隐瞒时，变得暴怒，将自己的臣子用廷寄嘲讽到体无完肤，其宗旨只一条，尔等不实心用事，以至于令别有用心之辈破坏国家安全。

随后，各省大员开始急赤白脸装模作样的忙起来。如此一来，自然牢狱人满为患，以往放走的也抓了回来，开始了空前严厉的审讯，以至于冤死狱中之事频有发生。与此同时，廷寄也飞的比往常更为稠密。然而无中生有之事，严刑逼供得到的也是瞎编乱造的线索。各省奋战月余毫无进展，乾隆则一口咬定这帮大员无能透顶，庸碌无为。最后无奈，此事以及所有嫌疑犯都被押解往北京，交予军机大臣审理。

军机大臣们经过审慎调查，发现此案子虚乌有，恐怕是错案。于是小心翼翼地向乾隆汇报，实则是给了乾隆一个下坡的梯子。乾隆也自知此事恐是误会，而借机敲打整饬官僚体系，才是重中之重。此案以一个谎言开始，牵扯从县衙到军机大臣整个官僚体系，鸡犬不宁，龙虎也不宁。整个过程中，如同之前提到的，中国官僚体系的运作特点一览无余。而乾隆运用政治罪对抗官僚体系的无奈与迫切，也毫无保留的暴露出来，满性，纯洁性，君臣之义，孔孟之道，谋反之心。

而这一案，是纯粹的偶然吗？恐怕不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口暴涨，城市人满为患。与此同时，基层土地兼并严重，失地农民增多。叫魂谣言，是人们普遍不安全感的表现，而此时的官僚体系已高度行政化，这也意味着对突发的规模化事件缺乏应对效率。这件事中，充当效率角色的是皇权，而皇权又会引起成熟官僚体系的抵抗。整个中国官僚政治，便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游戏中运行下去，而且是一种微妙的动态过程。

而于民间，所表现出来的便是一种远方的辉煌愿景与近处之惶惶，俯瞰之下的繁盛与平视之间不信任的共同舞蹈。相比古人，我们有铺天盖地的娱乐手段，足以醉生梦死，我们有重回强族之巅的圆梦之路，足以信念爆棚，我们还有一个周围站满了人却无人敢踏足的黑暗巨洞，其中每次传出的声响，都令我们无所适从。

这个巨洞，叫做公共生活。这个空洞越空，我们便越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