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傍晚合上《大逃港》这本书时，从正文到后记359页的书，我花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精读细品。也更多的了解了深圳，了解了宝安县、深圳河，了解了逃港。文中的每一个人物故事，读着都让人深思，自问！正如作者所言:“感谢上帝:历史，不该沉于河底”！
文章作者陈秉安花了很多时间采访、搜集，很久以前就著了此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公之于众。于我，之前也不懂什么是逃港，为什么要逃港？歌词唱着“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眼里，由衷的羡慕特区生活，深圳珠海走在特区的前列，他们是政策的宠儿，得于国家的最先扶持，最先富裕奔小康。
陈秉安的《大逃港》，让我们这些内地百姓知道了历史，了解了为什么改革开放的春风最先要以宝安县为试点。感谢作者，感谢时代的进步，让作者陈述事实，让更多国人了解实情，给历史一个交代。如果没有百万人用鲜血演绎出的大逃港，历史，也许还停留在深圳河的芦苇丛中，中国南边的这个边陲小镇——深圳镇不知还要经历多少风霜雨雪才会催生发芽。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点在沿海的宝安县而不在内陆，这是由当时特定历史决定的。比起东欧的柏林墙，朝鲜的三八线，发生在深圳河上的前后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时间更长、数量更多、规模更大、情状更惨烈。可以说，深圳搞特区，那是现状所迫，历史所趋。
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河这边政策好，如果家人能吃得饱饭穿得暖衣，哪个会抛家弃子，舍妻离乡？哪个会不顾生死趟过深圳河投靠资本主义？贫富差距太大，60年代资本主义的香港吃面包喝牛奶，深圳河边吃番薯根根，还总是吃不饱。逃港被捕受刑的青年官文烈临刑前的最后要求是:“我想吃餐饱饭，有肉的”。然而满足他的，也只是满满四个瓦钵一斤六两米饭。那年月，就是公安局长的儿子，书包里放的也是番薯根根，也得饿肚子，当官的做老百姓的，所有人都一样。这就是宝安县青年要逃港的直接原因。当年，逃港最严重的一个村，除了一个跛脚老头，几乎成了妇女村。漂亮的罗秀姑，本来和邻村的建国相好着，为了留住村里唯一的有文化的高中生，给全县树立模范典型，也不得不听从老书记的“安排”，在书记口口声声的我只是建议，婚姻自由，还得你自己做主的引导下，最终选择和高中生自立结婚。虽然成功成了全县人民学习的所谓典范，两个人却志不同道不合的行走在婚姻的道路上一路煎熬着。
22年前，陈秉安就开始着手酝酿，搜集资料，默不作声地准备着。当时的他冒着危险，付出太多，为了搜集资料，他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宝贝破单车，带上地图，行走的边陲的角落、泥泞。为了查找资料，他奔波多省图书馆，遭受一波又一波的白眼冷遇，在一堆堆铺满灰尘，存封已久的旧书旧报中寻找有关逃港的记载记录。还得面临一切只是徒劳，所有付出不能现世的可能。
历史总是公平正义的，深圳河畔的魂灵们今天看到此书出版，他们一定会安息了。不是他们要崇洋媚外，不是这些人好吃懒做无法养活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原因，即使大家都拼死拼活，又有多少人幸免这场灾难？我是时代的幸运儿，关于逃港，关于那段历史，只能从历史书籍得之，至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随着深圳河畔春风的吹拂，内陆的我们也满面得意。在深圳实行经济特区，1962年，陶铸、李富林就最先提出并且采取“三个五”的对外政策减免逃港，收效不错，可惜后来因为大环境的阻止不得不搁置。1978年，习仲勋任广州第一书记后，多次下乡体察寻访，又得于中央领导邓小平等的大力支持，改革开放才得以生根发芽。当时他们或许也不确定就能顺利试行，都是摸着石头过着河。如果没有他们的敢于实践实验，正如前文所说，深圳河不知还要停留在芦苇丛中多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