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家开始了自己的手工作坊，生产、包装、销售，日复一日。爸爸年轻的时候也很有脾气，有时干着干着就生闷气：一年到头也没完！于是开始扔东西。我妈知道他的脾气，不急不闹，等我爸扔完，过一会，自己就收拾了——那段时间，我爷奶、大伯、堂弟的医药费都出于此，我们兄妹三个的学费都出于此，我们家、大伯家生活费出于此。我从没看过别的人家像我们这样。
这种生意一直做了十多年，春夏进料生产，秋冬联系买家，送货上门。这样，到大年初一，我爸终于可以和老伙计们一起出去推牌九，玩到半夜。大年初二，换上旧衣服，继续工作。几年下来，姑父、舅舅、几个邻居，全成了爸爸的徒弟。
我读大学时，因为某些问题，我爸不得不改行了。
那个夏天，苦闷了几天后，他走了很多附近的村庄，想找找新的方向。慢慢觉得开大车整地可以。但是这种大车相关的市场、维修技术、零件特性什么都不知道。我爸用最笨的方法，每天都去一个修理大车的邻居那里，当免费劳力，去得早走得晚，做油污最多的活，回家时总是一身蚊子包——谁让咱们需要呢？
于是，一夏天的工夫，我爸几乎已经可以掌握大车所需的方方面面了，那时他是方圆几个村同行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爸爸买了一辆二手车，比十几万的新车实惠多了。我爸欣喜地每天都围着他的旧车，修修补补。钻到机器里，一遍遍的抚摸着油乎乎的零件，拿出来，吹吹，仔细观看，轻轻的放进去，再试。诺大的机器，也是个倔脾气，有时候任你百般调试，就是不往前走，还哗啦啦的噪音。我爸猛地敲碎了后视镜，把扳手扔在地上，回屋里拿了棵烟，蹲在门边，烟雾缭绕。一支烟燃尽，又拾起扳手，继续调试。
这样的场景重复了几次后，这个大家伙终于顺过气来，可以轰隆隆开出大门了。我爸捧着白漆，挑了根细细的高粱杆，一遍遍描着已经斑驳的标识：铁牛GX354。一会儿，他略皱眉头，问我借毛笔——原来高粱杆描不出白字的挺拔、饱满。
出车的时候，几乎每天遇到问题，爸爸跳下车又钻到车下，就开始忙活了。试试着，拆下来、搬弄一会，安上，试试，一遍又一遍。有时还需要钻出来，摸出手机请教别人……院儿里的照明灯大概最知道这一切。
后来日渐熟悉，爸爸和他的大车配合愈来愈好，稍有动静，他就能准确的找出大车哪里不舒服，麻利地换好。也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等爸爸帮忙整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爸爸的生意已经称得上火热。
这就是我爸爸，不矫情，不抱怨，不推卸。
我最困难的那几年，哭过之后，常能想起这些，然后生出些许力量，继续前行。
也许，这是一个父亲留给孩子的莫大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