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的文人，苏轼无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他是一位通才、全才，诗词书画样样精，且都是开派的人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京(一说指蔡襄）并称四大书法家；他提倡文人写意画，善画枯木竹石，开创了湖州画派。此外，他在学术、医学、水利、服饰、烹饪等方面的造诣也极高；他还拥有堪比宰相的理政之才。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的文坛，苏轼是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让人高山仰止。我们好奇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土壤，才能让他绽放出如此多的气象万千的惊人才华？

苏轼少时熟读经史，遍览群书，儒释道皆通。他对外展现的是儒，且深得儒家“内圣外王”之精髓，其成就让人叹为观止；但他的儒学所植根的思想土壤却是佛和道。正是这种思想，才让他的诸多作品，焕发了出尘脱俗、超凡入圣的神采。

不过说来奇怪，苏轼最早接受的是庄子的道学思想，拥有的是一颗“庄子式”的处世道心。但后来与苏轼结下难解之缘的却是佛，他与佛的渊缘明显更深。

1094年，也就是宋哲宗绍圣元年，59岁的苏轼再次被贬。他在贬往惠州的路上，拜谒了曹溪南华寺，这是六祖惠能光大禅宗的地方。这首蕴含禅机的《南华寺》，便是那时写就——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

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

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

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在诗中，苏轼坦言自己是个修佛之人，而且前三世都是佛门中人，只因一念之差，才落入凡尘，承受这一生的忧患。

苏轼之所以说到前“三世”，是因十年前苏轼被贬筠州时，曾发生过一个“三人同梦”的故事。这三人，一个是苏轼的弟弟苏辙，一个是云庵和尚，一个是圣寿寺的聪和尚。他们三人在苏轼赴任前都做了同一个梦，就是去迎接一个叫五戒的和尚。

不久后，他们果然接到苏轼说已到奉新的信。三人就赶到城外的建山寺与苏轼会面。当说到三人同梦之事时，苏轼若有所思，说他在八、九岁时也曾梦到自己的前世是一位生活在陕右的僧人；他母亲刚怀孕时，梦到一位一只眼睛失明的僧人来寄宿。云庵听后惊道：五戒和尚就是陕右人，也是一只眼睛失明，在大愚过世。

他们一推算，发现五戒和尚的去世和苏轼出生的时间刚好相衔接，因而都认为五戒和尚就是苏轼的转世。苏轼后来的信佛尊佛，喜欢穿僧衣，可能就是前世的因缘所致。据史载，苏轼做官后，即使上朝，朝服下仍穿着僧衣。

苏轼还有两个经常在一起参禅论道的相交莫逆的和尚朋友。一个是佛印，苏轼的《赤壁赋》，就是与佛印同游赤壁后所写；一个是参寥，苏轼在杭州做官时他曾专程去陪伴论道，苏轼曾专门为他写了一首《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据说苏轼与佛印的因缘最深。佛印的前世叫明悟，是五戒和尚的师兄，今生跟着苏轼转世，就是为了点化苏轼了悟佛缘。但苏轼对名的执著太重，以致于佛印要经常利用各种时机进行点化。有一次，苏轼静修后有所悟，便写了一首充满禅意的诗——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他遣书童将诗送给佛印看。佛印只在诗后写了两个字，便让书童拿回交给苏轼。没想到苏轼看后愤怒了，立刻乘船过江，找佛印理论。原来这两个字是：放屁。

苏轼一见佛印，便大声质问：你不赞赏也就罢了，怎么还恶语伤人呢？

佛印的回答却隐含禅机：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过江来了？

苏轼听后呆立半晌，方恍然大悟，惭愧不已。苏轼名满天下，已惯听赞誉，骤见恶语，竟无法忍受，以致远道乘船过江去讨说法，如此执著，自然是修行大忌。但在佛印的点拨下能即刻醒悟，也可见他悟性之高。

苏轼还有一首已触及禅境的名诗——

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古往今来，人所苦苦追求的人生至境，就是得道。如果说，苏轼诸多辉煌的成就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恐怕也只有用博大精深的佛道思想作土壤，才能承载。数千年来，佛、道的真理，人生的真谛，又有谁敢说已了悟无迷呢？

1101年，苏轼病逝前，当好友维琳方丈在他耳边大声提醒他“勿忘西方”时，他仿佛喃喃自语，留下了此生的最后一句话，代表着他对佛道、对人生的终极领悟： “西方不无，着力即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