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黄老思维盛行，以“清净无为”的治国方针，使民休息，恢复经济生产，政治安定。至汉武帝时期，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后，外域以及各势力的统一成了武帝最先要解决的事情。那么，必定要弃“无为”换“有为”了。

为了维护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专制政治，实现统一。董仲舒结合时下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建立起神学化的新儒学。首先说明的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受”。君主的合法性，权威性都是绝对的，不可指摘。

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不再神秘，而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可以认识。到汉“天”复归神位。对于此，我能想到的是，虽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思维得到进步发展。然而回归现实，百姓长期处于战争动乱，被奴役被压迫。人们渴望安定，统一，不变。那么，是不是，对于普通百姓，更愿意相信“天”为神，君又为“天”。

汉武帝时期，中国为当时强国。收回诸侯国的权力，扩大版图，边境的稳定等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理论为基础。董仲舒的方法就是儒学神学化。儒学本就是维护贵族统治阶层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加以神学的意义，对于君主专制该是没有比这更坚固了。

“天”为有意志的神，人为天之副本。君为天之代理，君为主，掌万事万物的变化。天之序，阴阳相合，阳尊阴卑。“五伦”变“三纲”，尊君，尊夫，尊父。“五常”与五行相配，四季与“四政”相应。甚至政府组织及官员等级都以四季为模型。“天”有意志，能示警，君加以沟通，解天意天志，治民治国。遵五行阴阳之理，社会伦理道德为自然运行。

以上都是强调的君主的核心作用。而对儒家学说的解释里，更是以孔子为圣，为王。董仲舒有“性三品”的人性论。“名性者，中民之性”，只有那些“瞑而不觉”的中民才能讨论性善性恶的问题。而圣人为内王，也是“天”的代理。圣人定名，圣人定是非，中人只要把握名来把握事物的真理变可。而君主的各种政治手段也是对民的教化和使民发展自身人性的组成。

董仲舒的这套儒学改造理论，得到武帝的赏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走向神学化，董仲舒可谓是第一人，也至使汉经学神学化和神学经学化之势逾热。

例如西汉末杨雄仿照《周易》作一套“太玄”图式。不仅把阴阳的变化，人事盛衰的变化都分为九，而是把一切变化都以“九”之分。较进步的是对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发展，强调“极”的条件变动。而“性善恶混”，是对董仲舒人性论的变化，还是强调后天学习和教化。

“谶”不是西汉经学家的发明，在春秋时期就出现过。谶，一种用文字假托神的预言。纬，相对于经，是儒生用阴阳灾异重新解释的儒家经典。王莽用谶纬篡汉，到光帝刘秀，更是极力地利用谶纬来稳固统治地位。表明的其实也是董仲舒的那套“君为神授”，“天人相与”，不过更加地宗教化。最后到东汉章帝，《白虎通》作为官方神学法典的颁布，成为董仲舒开启的儒神学化和神学经学化的最终完成。

儒学与神学的结合，更甚至把儒学变为一种粗糙的宗教性质，在汉可谓是一种质的发展了。实质上，这是社会历史造就了儒家工具化的演变。就像宗教与科学的相对。对于汉把儒神学最为官方正统，还是有站在实际客观反对它的存在。

东汉初，桓谭《新记》，对谶纬迷信进行批判。否认独立存在的精神，建立朴素的唯物主义。王充更是系统的在宇宙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人性论上面对权威做出全方面的挑战。

在宇宙观上，王充构建“气”一元论的自然观。世间万物都由“气”这种客观元素组成，人也是“因气而生”，与万物一同。“气”是自然的，无意志的，“天”也没有意志，万物包括君主王朝，都是自然的发展。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有智慧，而这也与禀“气”的差异有关，便成王充的人性论。

智慧表现在生理的作用。认识论上，对于迷信，王充重视实际经验，实效，讲检验真理。然而在历史观上，王充依然用“自然”的理论，说明偶然与必然，造成宿命论。但总的来说，王充的学说针对当时的神学具有斗争性，直言地挑战孔孟的权威，不可谓不勇猛。

然而就算有敢于批判神学的王充等人，却挡不住时代潮流地前进，动摇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在当今社会，还是讲迷信。说迷信，便联系到宗教。而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宗教就会想到佛教和道家。如我家里的长辈都是信佛的。一般来说，宗教信仰，都是相信神明的，无论是哪个神。而汉儒家也是信神的。经常被长辈训话，该是做了什么忌讳的事，比如不能说死。不了解佛教，只是怀疑。很多老一辈，尤其农村，说是信佛，其实反而应该是根深蒂固地受了汉“儒教”的迷信影响吧。

深觉中国思想史之复杂。以春秋百家起，经历各个朝代的运用变化，不同学说的各种糅合。溯根源，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汉儒真的觉得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系统概念的理论，其实也非常正常。所学繁杂，依靠直觉经验，有感而发。如此整理，实在是有些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