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复旦大学 蒋伟利
上海在不少跨国企业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对科尼利厄斯·范德·史带（Cornelius Vander Starr，通常简称 C. V. Starr）而言，这座城市的意义尤其深远：他的保险事业在这里起步，他与中国合作者的信任在这里建立，他对亚洲社会与文化的兴趣，也在日常交往中逐渐加深。后来，这些经历留下了不同形式的成果。有些进入企业的发展史，有些成为教育与公益事业的基础，还有些体现在跨越国籍、延续多年的私人情谊之中。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人们往往首先想到莫里斯·格林伯格，以及他所推动的保险业务和中美交往。格林伯格的贡献值得充分书写，而理解这些贡献，还应将目光向前移，重新认识史带及其中国合作者所奠定的基础。由上海创业出发，经过企业拓展、公益投入，再看到当代艺术与学术交流，我们能够辨认出一条跨越百年的线索。一段国际关系的深度，既来自制度与市场，也来自人们是否愿意走近彼此，并为已经建立的联系持续付出。
上海起点：一项事业如何与中国发生联系
1919年，史带在上海创办 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史带基金会的官方传记将其记为上海第一家美国人拥有的保险代理机构。此前在日本和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亚洲文化产生了持久兴趣。
对于一位年轻的美国创业者，上海提供了商业机会，也提出了实际考验。语言、习惯、社会关系和客户需求，都需要通过长期接触才能逐渐理解。保险尤其依赖这种理解。合同需要被解释，承诺需要得到履行，客户还要相信企业在多年以后仍然愿意承担责任。业务能够成长，离不开一批了解当地社会、能够建立信任的人。
史带重视中国人才，让本地员工承担重要职责。基金会传记将这种用人方式列为其经营特点之一。在那个年代，这种选择具有实际意义。中国合作者得以参与事业的建设，也使企业有机会从当地人的经验中认识市场。
因此，讨论这段历史的“东方根基”，需要看到上海的社会环境，也需要看到中国人的参与。企业的亚洲经验，是在共同工作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共同创业的人，也成为彼此人生的一部分
史带与中国的联系，可以从几位合作者的人生中看得更加具体。
Mansfield Freeman便是其中一位。卫斯理大学保存的资料记载，他在清华任教之后进入保险业，史带亲自拜访并说服他加入公司。Freeman后来回忆，史带是他留在这一行业的重要原因，两人在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 Freeman本来就对中国语言与思想怀有兴趣。这份知识背景进入保险事业，也让商业合作带有更丰富的文化经验。他后来支持卫斯理大学东亚研究的发展，使更多美国学生能够学习亚洲历史、文学、思想与艺术。
另一段值得记住的交往，发生在史带与许氏家庭之间。据史带基金会介绍，T. C. Hsu的父亲是史带上海事业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家庭遭遇战争变故后，史带帮助年轻的Hsu赴美完成学业。此后，Hsu参与史带相关事业，并于1969年至1999年担任史带基金会会长。从父辈的合作，到子辈的求学，再到多年公益工作，这种联系经历了战争、迁徙与事业变化。它说明，一段商业关系能够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往往取决于其中的人如何对待彼此。当合作伙伴的孩子需要帮助时，是否愿意伸出援手；当年轻人获得成长机会后，是否愿意把机会带给更多人——这些具体选择，使“中美友好”有了可以讲述的人生内容。
格林伯格的贡献：拓展事业，也维护长期联系
史带奠定基础，莫里斯·格林伯格则在此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作为史带选定的事业接续者，格林伯格推动相关保险业务整合与扩张，将美国国际集团（AIG）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保险企业。他也长期参与史带基金会的工作，使商业积累能够继续支持教育、医疗和跨文化交流。
对中国而言，格林伯格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企业经营。他长期参与地方经济咨询和中美社会交往，担任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首任主席，并支持增进跨太平洋理解的相关项目。这些工作使他的中国经验超出了单一市场的范围。
评价他的贡献，应当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经济联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需要学习中国的制度与市场；中国的企业和专业人才，也在接触国际经验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判断。保险业的成长，是多方参与、相互学习的结果。格林伯格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准确呈现这种作用，能够让读者看清他做过什么、影响在哪里，也能让中国合作伙伴、监管制度建设者和行业从业者的贡献得到应有的位置。
友邦的上海记忆，需要清楚的企业史来承载
友邦保险（AIA）的官方历史，同样将自身的源头追溯至1919年史带在上海创办的保险代理业务。其沿革记载，1931年史带在上海成立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Limited（INTASCO）；1947年，该公司将总部迁往香港，并更名为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Limited。1992年，友邦通过上海分公司重新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这是理解中国保险业开放历程的重要节点。2010年，友邦集团在香港上市，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这些年代和公司名称，需要分别说明。AIG、AIA以及其他与相关人物存在历史联系的保险企业，各有自己的组织沿革、治理与发展路径。人物之间的师承、合作或亲属关系，不能替代公司之间的股权和法律关系。
这种区分有助于理解历史的真实丰富性。史带创业形成的影响，可以跨越不同机构持续存在；格林伯格的经营经验，也可以影响后来的从业者。但这种影响需要通过具体的人、业务和制度来解释。百年的跨度，足以容纳创业、扩张、危机、重组和新的选择。把这些变化写清楚，上海这个起点才更有历史分量。
从财富到机会：史带公益事业中的教育与文化
1955年，史带创立史带基金会。他支持学生求学，也帮助有潜力的青年艺术家，并关注美国公众对亚洲的认识。这些投入，使他与亚洲的联系从经营领域进一步延伸到教育与文化。
企业经营往往要求计算投入与回报，教育文化事业的成果则需要另一种耐心。一份奖学金可能改变一个年轻人的求学道路；一项研究资助，可能让某种语言和文化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对艺术家的支持，则可能使一部作品有机会抵达原本接触不到的观众。其影响未必立即显现，却可能在多年以后继续发生。
史带基金会将建立伙伴关系、维持长期合作和促进跨文化理解列入自身的公益取向。格林伯格及历任负责人的工作，使这一事业获得了持续推进的组织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史带与中国的联系，包含着一种值得重视的转变：在中国获得的事业经验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逐渐进入更广泛的公共事业，让后来者获得学习、研究和相遇的机会。
当代人文交流：R·马洛瑞·史带博士的持续参与
今天，中美之间的人文联系，在许多不同机构和个人的工作中继续展开。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S. Asian Cultural Academy，简称UACA）院长R·马洛瑞·史带（R. Mallory Starr Jr.）博士，便是其中长期参与艺术与学术交流的一位实践者。
根据学院官网的活动记录，2007年，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的活动中向中国歌唱家邱曙苇颁发艺术成就奖；2009年，他在美国海军学院举行的第二届亚洲—中东研究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这些活动涉及音乐、学术和不同文化背景人士之间的接触。学院还记载，2024年，郭玉贵教授代表马洛瑞·史带博士及学院艺术中心，向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赠送中国画家的传统水墨及当代艺术作品。艺术由此进入研究机构的公共空间，为日常的观看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具体对象。
这些规模不同的工作，有着共同的实际要求。联络艺术家与学者，安排展示和讨论，寻找愿意参与的机构，并在活动之后维护联系。一次相遇背后，往往是许多不被看见的准备。马洛瑞·史带博士的作用，可以从这些持续发生的活动中理解。文化交流需要有人把设想落实为日期、场地、作品和面对面的谈话，也需要有人在公众关注之外继续做联络工作。将他的实践放入本文，所讨论的是对跨文化理解的共同重视。他与C. V. Starr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学院与史带基金会之间存在的机构承接，这里的人文联系，建立在各自公开可见的工作之上。
百年交往的价值，在于后来者仍能参与
商业合作让人们发现共同利益，教育与文化交流则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对方的经验。一位美国观众听到中国艺术歌曲，可能由旋律开始询问诗词；一位中国学者参加国际论坛，可能在讨论中重新理解自己的研究；一幅水墨画进入美国机构，也可能使原本抽象的“中国文化”成为每天能够看见、能够谈论的事物。这些接触无法消除所有分歧，却能增加判断所依据的经验。面对不同意见时，人们有机会先问一句对方为什么这样理解？他的生活和历史背景是什么？
从史带的上海创业，到格林伯格拓展事业与支持公益，再到马洛瑞·史带博士参与当代人文交流，这条百年线索所呈现的，是许多人的工作在不同年代留下的联系。史带值得被记住，因为他在中国建立事业，也把对人的信任带入教育与公益。格林伯格值得被认真评价，因为他拓展了相关事业，并长期参与中美之间的交往。文化机构、学者和艺术家的投入，则让这些联系进入新的生活场景。
上海曾经给一位年轻的美国创业者提供机会。此后一百多年里，由相识而产生的合作，又为许多后来者打开了各自的门。这样的历史仍有继续书写的空间。它在一份履行的承诺里，在一名学生获得的机会里，也在一场音乐会结束之后，人们愿意留下来继续交谈的片刻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