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翁（1912—2003）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1933年在罗克赫斯特学院取得学士学位，1941年在圣路易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生前一直在圣路易斯大学授课，是圣路易斯大学人文跨学科研究领域的著名教授、学者，主要著作有《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式微》《语词的在场》《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等。
翁的研究涉及语言、历史、传播、哲学、神学等领域，在古典学和口语文化研究领域成绩斐然、自成一家。在媒介研究领域，翁提出的“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和“次生口语文化”（Second Orality）理论提供了观察和分析新媒介现象的新视角。
一、翁对原生口语文化、次生口语文化的界定
在人类学、古典学、语言学等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差异兴趣浓厚，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例如著名美国古典学家米尔曼·帕利（也译为“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等的研究成果。
其中，帕利和他的学生洛德被称为史诗研究的双璧，他们的理论被称为“帕利-洛德理论”。翁呼应了帕利-洛德理论，认为吟唱诗人不可能记住复杂、抽象的东西，只能依据套语等来编制巨型史诗，（编者：《荷马史诗》,就是荷马将希腊世界的说唱艺人、吟游诗人的口语编制（编织）成书面语言的杰作体现；《荷马史诗 奥德赛》全书40万字，《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全书50万字，说唱艺人、吟游诗人全部是依托套语（口语套话）——“有翼飞翔的话语”来完整记忆传颂的）可见口语文化的复杂性、抽象性较弱。
在此基础上，翁区别和界定了“原生口语文化”及“次生口语文化”。
按照翁的界定，原生口语文化是文字未产生、未被使用时的社会文化，或者说，是尚未触及文字的文化，是没有被文字或印刷术浸染的文化。与之相对，电话、广播、电视等催生的文化是次生口语文化，它是由电子媒介诱发的电子时代的文化。关于两者，翁的主要观点是：在传播过程中，次生口语文化和原生口语文化有共同之处。例如，在传播效果方面，次生口语文化同样能制造强烈的群体感。同时，次生口语文化或多或少地拥有原生口语文化的属性。人类在自己的意识中并没有完全抛弃原生口语文化，次生口语文化也恢复了原生口语文化的一些特征。
只是，在电子媒介时代，口头交谈扮演了相对次要的角色，不再占有首要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次生口语文化恢复和传播的是原生口语文化的感觉和属于原生口语文化的心态。
翁之所以界定和区分这二者，是为了比较不同媒介产生的文化，并对不同社会阶段进行研究。他并未否定原生口语文化在电子文化中的存在。文字为我们开启了美妙的世界，尽管如此，口语词依然存在，且生龙活虎。一切文本世界都和语音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字不可能离开口语文化而存在。“一切言语都植根于口语之中。”“口语和意识也不能分离。”原生口语文化在人们的意识中有留存。在这种留存的基础上，以电子媒介为载体，对原生口语文化进行模仿、恢复的会话，是一种虚拟仿真会话。
在原生口语文化中，思维和表达的特征是移情的、参与式的。这种参与是集体性质的参与。人们常常全身心地参与集体文化的交流活动。传播过程也逐渐形成了固有的形式，如浅吟低唱、高歌唱和、鼓掌欢呼。
电子媒介传播人类语言的过程，也是推动群体形成的过程。在原生口语文化时代，广场再大，人群的数量和规模再大也无法与电子媒介的传播范围和对象相比。麦克卢汉笔下的“地球村”，描述的就是这种现象。
二、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对新媒介研究的意义
“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这两个概念，提醒人们要重视将口语和媒介技术相连的研究。
自文字诞生后，书写一度成为有地位、有文化的阶级所拥有的特权。在某种意义上，只使用口语的人，通常会被贬低和轻视。
翁的这两个概念给学术界注入了力量。这两个概念结合电子媒介的诞生和兴衰，提醒人们重视口语，因为原生口语文化就在人类的意识之中，而有能力恢复和承载原生口语文化的新媒介，能显现出生存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