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风俗都坏透了
郭嵩焘对“道咸同光”的批判是全面的，刀锋直刺的，也是鞭辟入里的。
他指出了朝政之失，其大端有三：其一是吏治日偷，纪纲大坏，王朝的制度层面出了大问题，而制定、掌握、执行制度的官吏与之互坏。其二是文过饰非、作伪愈工，官吏们心知肚明时局坏了，无可救药了，就相互掩护，大做表面文章，蒙蔽圣听，以保一己之私利。其三是阘茸俗吏，倒持权柄。自道光后，皇帝将乾纲独揽的权力委于六部，自己拱手退听，又不选择良臣能吏，如此一来，天下大权很容易落到一些伪装有能实则低劣无能的俗吏手中，国运不败坏不可支才怪?
他再三强调“天下之乱原于吏治”，“政治不修，民气因之郁塞”，“吏治民情，流极败坏，凑拍一时，衰败之征具矣……”(43)他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分析道：“顾亭林言：近日人心有三反。吾谓数十年来官场气习亦有三反。凡殉私枉法之事，为之不惧，一涉公事，便丝毫不敢担当。此一反也。巨奸大慝，有罪犯必矜恤之以求其生，而平民牵连株累以死者，一无顾惜。此二反也。所至历诋其人心风俗之坏，而于差役反矜而庇之，以为无能。此三反也。”(44)
“三反”是一个王朝整体腐败的表现，郭嵩焘指出了它们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又总而为因，必然导致人心风俗的败坏，这是国家进入末世而不知所终的可怕状态。“吾不知所终极”其实是他的一种修辞表述，在日记中郭多次点到了改朝换代不可避免。令他锥心刺骨的是，朝廷上下在此国家将亡的生死攸关时候，还虚浮无实之言盈于天下，以伪相饰掩耳盗铃。纵观各朝末世之象，都如此的惊人相似，将来恐怕也是如此。若说历史有现象规律可循，这大概也算一条吧。
他对湖南的观察更为就近，感受尤为深刻：早在出使之前，他就颇感长沙风气凋敝，官绅之间表面上“酒食征逐，音乐繁兴，莫知其非”(45)，实际上彼此勾心斗角，互相烂事，带坏民风。他与友人的信函中，具体分析了湖南的乱源：一是太平天国之后，湖南的退伍军人有数十万之多，骄横毒狠，成为习性，难以终安田亩之间，虎视眈眈，令他有“变生肘掖不测之忧”。二是湖南不若东南数省破坏之厉害，而因乱猎取富贵功名者多，令他感到“岂有戕贼东南生命而加厚吾楚以使久享之理”。三是湖南数十万人中，高官大爵，厚拥资产者毕竟是少数，穷困者实多，重以水旱频仍，民气强悍的湖南，恐不惜铤而走险。有此致乱之端，而重以吏治败坏，人心偷薄，风教陵夷，令他有莫知所终之感。(46)
晚年定居长沙后，他仍一直关注的民风时局正以一种不可挽回的态势在流变，直有江河日下之势。这种感受每到岁末年初愈加浓烈，光绪八年(1882年)的元旦律诗的尾联是：“乐岁民生凋敝甚，纷纭时局益茫然”;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元旦律诗的颔联是“饱看世事成今局，不道岁华犹往时”。这些难道只是一个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敏感老人的凄凉反应吗?
我从大量的其他材料中，印证了郭嵩焘关于湖南的判断：
杨恩寿所撰《兰芷零香录》这样记述长沙的变化：“同治以前，寥寥数酒馆，肴亦适口。近因名花坌集，遂穷工极巧，以待不时之需。有若庆春园，有若萃贤阁，有若如松馆、玉壶春，而以老怡园为最……每值佳日，有女如云，莺颠燕狂，左宜右有，虽秦淮之丁字帘，吴门之冶芳浜，无以过之……”
原来长沙成为娱乐之都并不仅是新时期的产物，它的风尚渊源可以追朔到同光时代。
除长沙等中心城市外，这股风气四向扩散，各地城镇莫不染习。如新宁，“向称淳朴俭约守礼，自前清道咸军兴，军界人员自外濡染，渐就奢靡”。如兴宁，昔日衣冠质朴，即使殷实之家每天也只食两粥一饭，宴宾只备鸡鸭肉鱼，时鲜蔬菜，喜庆节日也仅“食不过数餚，酒不过数巡。”到同治年间，却“习与时移，山珍海馐，红白烧炙，器美品多，或八大八小，或十大十小，俗名流星赶月，外小碟十余，点心二次。父老相传数十年前未尝数见。”(见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第三章)
唱戏游乐之风，也在省城与县城、县城与乡下间相互助澜，靡然成风：当初缙绅子弟不过是在家中集合一些同道研习演唱，后来他们纷纷粉墨登场，过足了表演瘾，这大概是湖南票友彩唱的发端。王先谦(当时的湘绅领袖)六十岁时，演戏祝寿，湘江两岸，观者如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湘剧、弹唱、花鼓戏都达到鼎盛时期。宁乡花鼓戏，班社林立，艺人众多，尤其在广大农村，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唱花鼓调的。据同治十年《巴陵县志》记，当地近岁竞演小戏，即使农忙之月也不止，岳阳一地，著名戏班就有十余个之多。湖南著名戏曲作家杨寿思记述他同治初年在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地共观看到湖南地方戏曲剧目达169出。当时戏风之盛，实可想见。(同上书)
流行文艺的发酵，必然与人心所趋，世风流变形成一种酒窖反应现象。对酒窖的内部分析，能启发我们对每一个时代的每一种时尚作出深度的解读。
这种宴饮游乐的风气在尚俭恶奢、闭塞守旧的湖南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冲击波，它必然会影响一个地方的风气，由士绅开始，瓦解着民众脆弱的意志，如同鸦片运来内地的情形与恶果一样。
支撑这种新消费主义需要大量金钱，这非湖南本地所能供给。这些财富的来源与湘军所发的战争财有着莫大的关系，即郭嵩焘所指出的“戕贼东南生命而加厚吾楚”。
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乡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曾国荃一生所聚敛的资财达百万，置田产6000余亩，成为湘中一带的大地主，他因此也获“老饕”之名。又如湘军另一将领、湘潭人郭松林，本是一个“不事农、儒”的纨绔子弟，加入湘军后跟着曾国荃打死仗，以战功被封为“一等轻车都尉”，后授湖北提督，调直隶任职。他“出军中获资，置田宅值十余万金”。就是有“清廉”之称的彭玉麟，到江南战事结束时，也积蓄私银近60万两。湘军中官至总督、巡抚的先后达20多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道台、知府、知县的不可胜数。这些人既升官，又发财，回乡后都买田建房，大多成为湖南各地(特别是湘乡、湘潭、邵阳、长沙、益阳、湘阴等地)的大地主、大商人。正如时人描述：“湘省自江南恢复后，文武将领之冒饷致富者，行盐起家者，田宅之外，如票号，如当店，以及各项之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贫民生计，占搁殆尽，实已不堪其苦。”(见《中西冲突交融中的湖湘文化》(上卷)第一章)
这些用刀把子抢过来、用命换过来的横财当然会用来挥霍享受，以弥补生死幻灭的巨大空虚感，当然也会用来大量购置田产兼并土地，以满足他们福泽绵长的家族幻想。郭嵩焘对这种不义之财作了道义上的清算：“岂有……久享之理?”能作如此道德求责的拷问，不但在当时的湖南，放眼望去，国内也鲜有人论及。而且，他明确表示，决不以不义之财、多取之财遗子孙，他应该也算得上一个对遗产问题持有悖于传统敛财观、家族利益至上观的清醒者、进步者。
由于把家族财产传承看得非常重的暴发户的兼并，湖南近现代土地占有不均的问题特别突出。据张朋园所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一书所载“善化县志谓该县乡民佃耕多于自耕”。据后来民国官方统计：全国的佃农、半佃农平均不过50%，而湖南竞高达80%。
正如郭嵩焘所担心的，成千成万的湘军士兵与下级军官在战争结束遣散归乡之后，却沦为“不田不耒”、一贫如洗的无业游民。长期的战争改变了他们原来质朴耐劳的农民本性，养成了他们强悍好斗、敢于冒险的性格，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尤其是为湘军筹款而创办的厘金制度，更是给湖南工商业的发展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当时湖南厘金种类达10余种，几乎是层层设卡，雁过拔毛，税率高达6%~9%。颇有历史晦暗意义的是，郭嵩焘是湖南厘金局的首创者，并自视为一生的大贡献：“嵩焘于厘捐筹饷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开办厘捐，实一力赞成之。”(47)郭氏的理财之能，在湘军中有口皆碑，他的筹饷之功，更被罗泽南等人视为“吾辈数人取天下事”的关键。而颇有历史无定数意味的是，郭将在湖南劝捐筹饷、办厘金的经验用之于广东，却水土不服，且招致民怨沸腾，将他抚粤的名声搞得很臭，有人写信给湖南的骆秉章，说你们湖南来的“大吏皆如豺虎”啊!广东民间流传着一则讽刺郭嵩焘、毛鸿宾这两位督抚的对联：“人肉吃完，惟有虎豺犬羊廓;地皮刮尽，但余溪沼沚之毛。”历史就是如此的多姿多变，我们一给它单线概括，它就要给我们来一大刮子。
湖南的行会在厘金盘剥的地方战时经济政策重压下得到了强化，它是一种同行业之间的自保，将对内部秩序的从严维护和对外部竞争的集体对抗融于一体，它的壁垒功能、自囿内生的先天不足，使湖南手工业、小商品发展裹足难前，这与同时期沿海各省商品经济发达、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小商业和手工业日益分化破产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商品经济的排斥，使湖南的近代企业的创办比沿海地区要晚了近30年。(同上书)
湖南士绅的保守也表现在对一切有悖于传统的新式机械、火轮火车等一概抵触。同治十一年(1872)初，曾国藩去世后，他儿子曾纪泽用小火轮将其灵枢运回长沙，曾引起湖南士人的强烈抨击，一时“舆论大哗，数年不息”。一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湖南巡抚潘鼎新才购置了第一艘新式轮船济川号，航行于长沙至上海之间。(见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
有人总结到：在这样的小农经济限定、保守势力主导、社会心理沉沦的格局和氛围中，直到甲午战争前，湖南没有创办一所新式学堂、一份新式报纸、一个真正的近代企业，更不可能修筑铁路，主动通商互利。
湖南的这一切，对于出使西洋后，对西欧的物质文明、精神面貌、制度构建、政教本末、求实之效均有全新认识的郭嵩焘来说，反差确实太大了，心结也太重了。但他到底不是一个悲观论者，他视穷究本未、开启愚顽、学习西方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48)他具有一种纵深穿越、百年以求、不急于操切、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历史观。他的一个著名预言是：“中国若振兴，其源皆在学校。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之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49)
按照他的预言，中国要三百年才能振兴。这位孤独的先知在此国运问题上是不是也过于保守和悲观?
在他看来，人心风俗是文化最深层也将起最终决定意义的“河床”，他不厌其烦的强调：“本者何?人心风俗而已矣。通工商之业，立富强之基，凡皆以为利也。人心厚，风俗纯，则本治。”(50)“强而无道德，富而无风俗，犹将不免于危乱。”(51)他所指的人心风俗大抵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性”，对此，他形成了一整套认知鲜明深切的思想体系。这些大都散布在他的日记当中，需要深读才能了解他的卓见，而文言文的表述却容易使解读产生一种新的遮蔽。
他深知改造“人心风俗”之艰难，晚年致力于办学与禁烟，就是要从身边做起，从紧要处做起，从实事做起，以砥砺他“挽楚地人心风俗、立湖南百年兴学计”的宿愿。他对湖南人能不能知之行之是不太乐观的：“风俗人心为立国根本，士大夫所有事于乡里，不以显晦进退为异也，而终归本于学校。湘人无能知此义者，聊存其说，以俟后之君子。”(52)历史和湖南虽然回应了郭嵩焘，但历史是在被证明了他的先知先觉时不得不予的回应;而后世湖南对于这位痛揭家乡丑陋的犟脾气老头一直不太看重，也不想往深处看，在我们的功名逻辑里，曾国藩、左宗棠是建立了不世之功的湖南人，是湖南人的骄傲，当然要立大传作小说大书特书了;郭嵩焘是谁呀?一个霉头霉脑的驻外公使，好像没干出几件让历史记住、给家乡添光的事吧。
历史的叙述大都这样，我们往往只能看到功名的历史，轰轰烈烈戏剧化的历史，被正史观操控的历史，被传奇演义篡改得面目全非的历史。想看历史的晦暗和深层，只得自己花大量时间深入进去才可能看得到。而历史的处于其中的某一个人，是很难跳格往前看的，即使是先知先觉者，也只能有一种大致的把握，他也无法细知未来。郭嵩焘大概也没有预想到，他死后数年，与他“尤契厚”的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内陆保守的湖南迅猛地掀起了新政运动，暂时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历史景观：一方面保守势力仍然强大，一方面新政运动较他省犹神且速。这种新政当然不会持续太久，陈宝箴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殃及其子吏部主事陈三立(也是陈寅恪的父亲)以“招引邪奸”之罪一并革职。湖南又退回了保守的状态，积蓄着下一个更大运动的能量。而保守与进取这两大阵营又时时交错复杂，保守与进取只是一种易于区分、简化叙述的标签，实际情况往往在深处无比的繁复，比如，保守派的领袖王先谦也是郭嵩焘的密友，他既领衔为郭上书请谥，也在《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中称赞郭“思以先觉，觉彼后知”，“谤与身灭，积久弥辉”。他还与另外几个保守阵营的朋友创办了湖南有史以来第一家最大的机器制造公司——宝善城机器制造公司。仅从这些言行来看，怎么也看不出他是当年湖南保守势力中的民间老大，他有着巡抚也比不了的乡绅民众根基和动员打击能力。
湖南的保守与进取势力在同光年间的角逐大都沉入了历史的晦暗地带，现在来看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了。但如果深入到历史的河床，我们总能听到时光流水的冲刷撞击声不绝于耳，从水皮和水域沉积下来的大量泥沙，你往往分不出它们的此时彼时，此在彼在，此象彼象。即使站在民族复兴似乎指日可待的迎接太阳升起的时光之颠，我耳边仿佛总是回响郭嵩焘用本地方言喃喃自语那三百年方能振兴的预言，他是不是仍在责怪我们没有完全(亦或完全没有)听懂他的深义?只争朝夕者也无法超越历史，等一百年再看，等两百年又何妨?
注释：
⑴《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第1期
⑵、⑶孟泽：《洋务先知——郭嵩焘》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版
⑷、⒆、(22)、(36)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
⑹、⑺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第8卷
⑻、⑼、(24)、(25)、(35)、(42)、(43)、(44)、(45)、(48)、(49)、(50)、(51)
、(52)《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⑽、⑿《左宗棠家书》
⑾《左文襄公奏稿》卷一六
⒀《清穆宗实录》卷一六七
⒁郭崑焘《云卧山庄尺牍》
⒂、⒃、⒄、⒅《左文襄公书牍》
⒇《风气风楼藏名贤手札》，册二，郭致国藩长函
(21)《曾文正公书信》
(23)、(30)、(31)范继忠《孤独前驱——郭嵩焘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26) 、(28)郭嵩焘《养知书屋诗集》
(27)《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八
(29)、(41)转引自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32)、(34)王闿运《湘绮楼日记》
(33)《刘坤一遗集·书牍》
(37)转引自《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38)转引自周锡瑞《改良与革命》
(39)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12月第1版
(40)转引自《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6月第1版
(46)《郭筠仙侍郎书札》
(47)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
（舒文治，市政府办主任，省作协会员，省评论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市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