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是一种创作方法，是宋诗最重要的体格特征。“以文为诗”主要是以古文之法入诗，将叙事、描写、议论、抒情融为一体，使诗歌表现手法进一步多样化、形象化、晓畅化，传统诗歌在功能上实现从主“情”向重“意”转换，在表现上对题材范围多方面拓展，形成宋诗散文化的风气。
杜甫“以文为诗”源于巨变时代重压下艺术思维定式的创变，韩愈“以文为诗”则有更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儒家道统的思想渊源也促使欧阳修成为极力推崇并身体力行学习韩诗的第一人。
在文学观念上，王安石推崇欧阳修，认为欧阳修文学根本价值在于诗中表现的“雄辞闳辩”的基本特征，这正是他站在古文家立场上对诗歌价值的关照。
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的亲密盟友是梅尧臣。梅尧臣的诗运用古文章法和意理，还表现政治功能。王安石对梅诗此方面也十分推崇，可体现王安石实际上是以古文功能规范诗歌功能。王安石诗中不仅充满现实精神和政治意识，在句式格调上多以散文之法入诗。
至苏轼则使以文为诗“大放厥词”。其诗中的散文化、议论化不仅以大量实践体现，更通过豪迈奔放的风格去规定导引。例《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全诗语言行云流水，气势纵横变化，与梅、欧相比，更见表现方式广阔化和多样化，此时，“以文为诗”才达到最高境界。
将散文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诗歌。
欧阳修继承并发展韩柳的古文理论传统，对骈文有一定的取舍，以散文句法入诗。例如《和明妃曲》、《庐山高赠同年刘凝之归南康》，全诗句式变化多端，颇见以文为诗特征。
苏轼在字法方面常用通俗语入诗。句法方面，苏轼用散文的句式、语法入诗。“君不见潞州别驾眼如电，左手挂弓横捻箭。又不见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耸山。”用的就是古风式的七律。语法方面，使用虚字虚词，或在句子之间起承转合，或在句中承上启下，特别是在讲求对仗等规则的近体诗中，苏轼的使用更是屡见不鲜。
梅尧臣诗也有语言日常化和用虚字的特征，在语言上一反唐诗语序的颠倒置换，使用散文的正常语序。例如《五月十日雨中饮》：梅天下梅雨，绥绥如乱麻。《依韵和戏题》：君来何所闻，君去何所见。在梅诗中，可看到“及”、“唯”、“与”、“焉”、“中”等虚字使用。
同样，苏舜钦也有使用虚字的特征。例如《别邻几余赋高山诗以见意》、《太行道》、《对酒》、《庆州败》等。
将散文的谋篇、布局、结构、气脉引入诗歌。
章法结构方面，苏轼讲求谋篇布局，借鉴散文章法结构，使诗歌作品具有跌宕生姿，行云流水之美，同时表达更丰富、更曲折的内容。
梅尧臣诗具有谋篇布局的散文化和诗题的长短变化等特点。例如《希深惠书言与师鲁子聪永叔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中，先交代游嵩缘由，随后一一描述所经过景点，最后以感叹收尾。整诗行文铺陈，结构严谨。且诗题目较长，也是以文为诗创作手法的体现。运用此种手法的还有《己卯岁，紫微谢公赴南阳，过叶县，陪游兴庆精舍，题名壁间，西去。丙辰岁，余来按田，因访旧迹，盡然于怀，故作此谣以志其悲》等。
将散文描绘事件、刻画人物物状的笔法用到诗歌中，多铺叙而少比兴。
欧阳修诗歌创作中运用散文手法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铺陈和刻画。例如《和明妃曲》、《述怀感事寄梅圣俞》，所用文字深得古文之妙，短短几句话勾勒出大部分人物的个性特色，而宴席热闹随意气氛也随着人物不拘一格的表现呼之欲出。
苏舜钦诗尤其是五言古诗也多平铺直叙，其中政治诗、交游诗等基本上都由叙事和议论组成。例如《感兴》先叙述秦汉魏唐宋以来的历史，后议论时事。《和韩三谒欧阳九之作》先自叙，后叙韩子邀己同拜谒欧阳修，最后议论。写景记游诗也多铺叙，如《游山》。
忽视平仄、音律等声律要求，打乱原有节奏，营造反匀称、反圆润的美，使诗歌具有先秦散文的风格。
梅尧臣诗歌的节奏与众不同，体式灵活，句式参差。在《闽谗狡》中以四言杂以五言，《百舌》中五言杂以七言……诗歌整饬中又富于变化。
苏舜钦的诗中有许多本可以对仗却都不合近体诗格律的诗句，甚至有诗句故意出现相同的字。例如：《太行道》“高者欲作天朋党，深者疑断地血脉”，《城南归值大风雪》“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等。
传统诗歌功能及题材范围得到新的开拓，诗中包含大量反映社会事件、政治主张之类重大主题以及对日常细事琐务、器具杂物的空前关切。
王安石《河北民》对社会现实深切体察、《感事》对改革政治大声疾呼，《兼并》对推行新法具体规划，《叹息行》对被镇压的农民深表同情。且政治视野日益扩大，如《感事》、《兼并》、《发廪》等诗，是对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问题的观察、分析及揭露。
欧阳修要求诗文变现充实的社会内容，反映了大量家居的日常感兴，对茶酒饮食、古玩器物的描述和鉴赏等。如《初食车螯》：“累累盘中蛤，来自海之涯。”还有《尝新茶》、《菱溪大石》、《紫石屏歌》等。
梅尧臣《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秀叔头虱》，体现诗的抒情功能的淡化及细致观察事物以开拓题材的努力。《宛陵集》中，诸如歌咏茶叶、食品、花卉、菜姜之类生活，成为梅尧臣诗最重要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