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一篇书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保罗·威利斯在他1977年出版的名著《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这本书想探讨的是，在英国为什么工人阶级孩子甘愿从事父辈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低薪、社会地位低、不体面。

作者1972至1975前后三年时间追踪调查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选择了一所名为“锤镇”的小城上、主要由工人阶级子弟构成的男校。他选择同属一个年级的12名彼此熟悉的问题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和参与生活、访谈、小组讨论等方式伴随这群男孩度过了中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以及参加工作后的几个月，由此得到的资料构成了本书的大部分经验性内容。

威利斯发现工人阶级子弟中间盛行一种反学校的文化，他们认为体力劳动是有尊严的，是有男人味的，而那些循规蹈矩的乖男生没有男人味，文凭没用。如果他们主动拥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好好学习，或许能摆脱命运的安排，顺利上升为中产阶级；反而是他们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抗，使他们走向了自我诅咒的道路，最终完成了自身阶级身份的再生产。

所以，威利斯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开篇就提出：“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如何获得中产阶级的工作，困难在于为什么别人要让他们这么做。而如果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如何获得工人阶级的工作，困难之处在于为什么他们自己要这么做”。

威利斯这本书对于学术的价值是巨大的，因为他所讨论的学术问题是“教育再生产”，两个简单的词语的叠加带来的是一个让我无法洞察的领域，只能百度下啦。

“教育再生产”是国际教育界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流派即。主要观点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社会再生产（即社会地位再生产），教育是为权贵、统治阶级服务的，而非教育家所宣称的“教育解放人类思想灵魂”。威利斯教授正是该流派中的代表人物，他对“教育再生产”作了一个解释性研究，描绘出父辈是工人阶级与后代依然是工人阶级的现象。

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等人认为的“教育再生产”是通过“文化再生产”（如父亲是工人阶级，孩子依然是工人阶级，这种社会再生产的原因是因为孩子继承了父辈的文化）来实现的解释路径不同，威利斯提出了一条工人阶级更具主观能动性的解释路径，他强调，工人阶级子弟在主观上即“希望与众不同”，他们叛逆和抵抗，其结果恰恰是实现了社会再生产。

对于这个学术的结论，我是困惑的。按照威利斯教授的结论，工人子弟是抵触成为中产阶级的，他们以继续成为和父辈一样的工人而感到自豪和归属。

我又翻看了保罗·威利斯的个人简介，他的出身也是工人阶级。他父亲是一个木匠，后来成了一个总工头，再后来，他父亲创办了自己的小房地产生意。他上的是一所男女同校的文法学校，那个时候实行的是11+考试，也就是从所有11岁的孩子里选拔15%左右的人去上精英性的文法学校。他是所在的文法学校里唯一后来到剑桥念书的学生。

按照威利斯教授的研究成果，他自己应该更大的可能性成为工人子弟才对，为何他成为了大学教授呢？对此威利斯是这样说的：“我很不同，我并没有改变很多，没有完全‘剑桥化’。很多工人阶级的孩子进了剑桥之后就精英化了，但我并没有，包括口音。虽然我受的教育非常精英，但我的外表和说话方式并不精英。”也就是威利斯教授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是没有对抗的，也就不存在叛逆，这样反而成为了中产阶层。

我于是又继续查询了威利斯的孩子的状况，来看看威利斯教授的下一代是否更多的可能性是成为中产阶级。“作为大学教授，我的孩子应该成为医生、律师等，通过各种考试，成为医生、会计、教授等专业人才的，一代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这就是教育对中产阶级的意义。但我的女儿却想当演员，而我的儿子成天拿着吉他演奏，网上都能找到他自己录的演奏片段。这是我的失败之处。”也就是无论威利斯自己的经历，还是下一代的经历，似乎都没有验证孩子有趋同于父辈的强规律。

我认为更大的可能不是工人子弟抗拒成为中产阶级，而是他们接触和效仿的人更多是工人子弟。而威利斯教授之所有能够从工人子弟中脱颖而出到中产阶级，也不是威利斯教授的可以不抵抗，而是威利斯教授的父亲早已经从工人阶层变为中产阶层。而威利斯的子女当演员和弹吉他，本身就是中产阶层的生活，谁说中产阶层只能是医生和律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