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瘦弱得突出了骨架，脸色苍白，映衬着银色的毛发。他很难再有力气讲话，但仍旧用力嘟囔了几句，母亲和二姨无论贴着他多近，都听不清他在讲什么。
“喊一喊你姥爷的名字，捏一捏他的手”，母亲眼睛含着泪告诉我，仿佛这样可以阻止死神带走他。
我试着叫了一生“姥爷”，但他已经无法回应了。我又碰了一下他的手，我的手不禁缩了了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如此冰冷的手。
姥爷走了。
心电图不再起起落落，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长长的直线，没有尽头地向前延伸着。
不一会儿，医生和护士拔掉了电源，直线戛然而止。
姥爷的嘴张着，我迷信地以为他有没有说完的话。（后来我得知，这只是死亡的标志之一）
医生示意家属们可以和逝者告别。
我忘记了当时和姥爷说了什么，相比母亲和家人的痛苦，我更多是感到恍惚和不知所措。
这是我第一次纠结于“走“的含义。中国人喜欢用”走“，来形容”死“。
姥爷走了，但这次的离去却没有归途。他这次走，预示着一种恒久的离开，硬生生带走了关于他的一切。
这种残酷，一时间让我无法接受。
我搜索着一切能想到的概念：科技，财富，时间， 情感，却没有一样东西能让他回来。
我们稔熟于心的知识和经验，此刻无法以任何形式弥补生命逝去后所留下的空白。
直到今天，姥爷仿佛走了太久，那空白虽已不再刺眼，却依然残缺。
时不时，我试着用回忆填补那空白。
最清晰的记忆是有一次，姥爷让我去他的菜地里面帮忙。虽然被他叫做菜地，其实就是很小的一块花池，连表土都是他在其他地方运来的，整个菜地产量不高，每一个季节只能产出不到一筐的蔬菜和水果，所以被全家人玩笑地称为超级绿色有机食品。那天太阳很大，姥爷用全副武装，带了他的遮阳帽和小铲子。我在他旁边，手拿着洒水瓶待命，他向我指一指哪些蔬菜和花需要浇水，我就往植物上面洒一些水。
姥爷的话不多，羸弱的胳膊拿着铲子在土里面左挖右挖，土看起来没怎么被翻动，但姥爷的额头上已经出了很多汗。
“爸，回来吃饭！“三姨打开窗户，向我们喊道。
姥爷已经80多岁，听力下降的厉害。他显然没听到，依然专注地看着眼见的花儿。
“爸，回来吃饭啦！菜都凉了！” 三姨扯着嗓门喊。
姥爷还是没有听到，默默地看着那朵黄色的花。
缓缓地，他摘下大沿帽，转过头跟我说：“于童啊，人终究还是离不开土地的。”
我想问姥爷为什么突然这么说，但他已经把眼光重新锁定到最开始的那块土地上，继续翻动起来。
那一刻，姥爷的背影，打开的窗户，家人的喊话，黄色的花，挖开的土，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如果生命有永恒，这便是永恒吧。
姥爷，愿我们可以常伴您，让您的灵魂永得安息。
我们想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