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住院那几天，七楼像个被拉长了的叹息。走廊里的消毒水味裹着老人的咳嗽声，墙根的折叠床总躺着打盹的子女，白大褂走过时，鞋跟敲地的声音格外清楚。

病房里的故事各有各的沉重。

靠窗床的老爷子九十四了，护士换针时他挥着胳膊骂“你要扎死我”，转头看见女儿削苹果，又哼唧“皮太厚”，像个攥着糖不肯撒手的小孩。

斜对门的奶奶瘫在床上半年，这次又染了肺炎，儿子守在床边给她擦身，棉巾拧了又拧，汗顺着下巴滴在床沿，和奶奶的呻吟混在一起。

老妈算省心的，输液时扶她去趟厕所，其余时候她自己能挪到走廊晒太阳。

看护的子女们总在闲聊时叹气——这家是兄妹仨轮班，白天女儿送饭，晚上儿子守夜；那家姐弟俩倒着来，姐姐值完白班，弟弟踩着暮色拎着保温桶进电梯。“还好我们姊妹多”，这话听了好几遍，说的人语气里有庆幸，也藏着点说不清的累。

夜里陪老妈时，我总盯着天花板发呆。

我们这代人，手里就攥着一个孩子，且大部分晚婚晚育，且大部分远走他乡工作生活。

等我们老得走不动，孩子正背着房贷车贷，在单位当顶梁柱，能腾出手来守在病床前吗？怕是连请个长假都难。

还有走廊里的公示栏写着“医保报销八成”，红底黑字很醒目，可护士说七楼每天要消耗多少针剂、多少床位，那些数字堆起来，像座看不见的山。

前几天听一位护工阿姨说，小区里有年轻人断了社保，“一个月扣一千多，还不知道几十年后能不能领到”。

这话让我想起白天的阳光，透过病房窗户落在老妈的手背上，她的指节有点肿，却还能自己剥橘子。而远处的日子，像被雾气罩着的路，看不清下一步踩在哪里才稳当。

走廊尽头的饮水机“咕咚”响了一声，打破了半夜的静。我给老妈掖了掖被角，她睡得很轻，呼吸里带着点药味。

这沉重的话题，像窗外的蚊子，挥不走，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暗处盘旋。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