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牌夹层里塞着一张手写的《公文格式规范》，边角已被时光腌出茶渍。
十六年间，我像台人形复印机，把青春碾成领导述职报告里的"新台阶""新突破"，却在体检单上攒下乳腺结节三颗、胆囊息肉一块、肺结节一枚、心电图T波异常……
党委办的键盘声永不停歇，我在这间朝北的办公室编撰过巡察整改方案、民主生活会记录、主题教育心得、各类方案计划总结报告，却编不出一份合格的换岗申请。
领导说"党建材料容不得错"，我便把胸痛当作碳素墨水洇染的幻影，把咳血当作熬夜后的上火征兆。
直到父亲葬礼那日，我蹲在殡仪馆台阶上校对悼词时，突然呕出带血丝的银耳羹——那是他化疗时我常炖的，如今成了扎向自己的匕首。
脑科医院的走廊比单位会议室安静，诊室的电子血压计发出机械的嗡鸣，像在嘲笑我多年来自诩的"抗压能力"。
医生敲击键盘的节奏与党委办并无二致，只是屏幕上流淌的不再是"政治站位"“责任担当”，而是"心境障碍""自杀倾向"。
诊断书还未从打印机吐出，老杨已夺过手机拍下屏幕——他发送请假申请的姿势，比我写"特急"文件时更果决。
忽然想起那些被驳回的换岗申请：
第一次，我写道"颈椎病加重"，主任批复"克服困难"；
第二次，我附上乳腺结节彩超图，分管领导批示"注意劳逸结合"；
第三次，我搬出父亲癌症病历，书记叹道"要顾全大局"。
原来人生真正的通行证，是精神科仪器绘制的脑电波地形图，是医嘱里"建议脱离应激环境"的八个宋体字。
休假的第一个清晨，我在六点五十分自然惊醒。没有紧急通知，没有催命电话，只有晨光在药盒上折射出的奇异光谱。
原来剥去“笔杆子”外壳的我，不过是个被职称考试腌渍了半辈子的中年女人，发根藏着雪，眼底积着霾。
交接那日，我像拆卸定时炸弹般移交了所有文档密码。新来的选调生接过U盘时满脸雀跃，像极了十六年前初入职场的我。
书记破天荒送了我两盒补品：“工会工作清闲，正好养身体。”她衣服上的胸针泛着冷光，我突然读懂了这出演了十六年的默剧——在体制丛林里，病历本比党性分析报告更具杀伤力。
复诊时，我拿着病历本去盖章，老科长摩挲着诊断书上的药名：“十年前我在这张桌上签过母亲的死亡证明，后来打印机吐出的红头文件都像讣告。”
他推来一杯陈皮普洱，雾气中浮起谶语：“我们都是体制井底的观星者，有人数辘轳转了几圈，有人记苔藓长了几寸，你要当那个伸手摘星的人。”
禅室里的老师傅没让我跪拜，只递来木盆泡脚。窗外的野菊开得恣意，她剪下几枝塞进我包里：“公文要讲究对仗工整，人生不必。明天开始，把微信步数关掉走路，把电炖盅里的银耳煮出胶，比什么心灵鸡汤都管用。”
如今我在工会抄送疗养通知，看窗外梧桐叶落了又生。偶尔经过旧科室，会往门缝里塞几包枸杞——那些焦头烂额赶材料的年轻人需要知道，在“两个维护”“四个意识”之外，还存在第五种可能：务必珍重肉身！
晨起炖银耳时，砂锅里升起的气泡，像极了我终于学会呼吸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