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周日，是我正式开始实习的倒数一天。
早上九点睡起，睡眠质量意外不错。从床上爬起来，先去撸撸散养在公司的猫咪和它的四只崽子再回屋洗漱。说起来我这次来拉萨几乎没有高原反应，有些意外。一年半前来拉萨，还是从海拔较低的林芝坐车前来的，在路上就开始头晕恶心，一直持续到离开拉萨。但这次我从内地直飞到拉萨，除了爬坡带喘和有些食欲缺缺以外，几乎完全正常。看来每个人的高反情况不是恒定的，多半和身体在一段时间的好坏程度息息相关。
下午我坐车去拉萨城里一家咖啡馆。公交车极其拥挤，和上下班高峰期的上海地铁有一拼。拉萨没有地铁，打车或滴滴也比较昂贵，因此公交成了人们最常用的交通方式。
在进入咖啡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咖啡馆在一个酒店的顶层，我从酒店大堂进入。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注意到电梯的消毒记录表写着一列藏族名字，比如“卓玛”。传统藏文名与近旁和现代化的电梯对比，有种微妙的错乱感。摄影师的直觉让我拿起了相机。但这时酒店工作人员一脸防备地制止了我。我告诉她我是摄影师，但工作人员说这个名单不让拍。我向她道了歉并删掉了照片。
坐着电梯晃晃悠悠地上到了咖啡馆，我思考着刚刚的情况。这其实反映了最近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摄影作品的“归属”问题。作为一名热衷于拍摄人与社会的摄影师，我的工作有两个步骤，一是发现触动我的人或事物，二是再加之我自己视角和思想将他们捕捉到相片上。在拍摄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仿佛盗取了他人的一页生活，用自己的视角将这个时刻处理成了一个混合品：这个时刻属于他们，但相片却属于我。照片中的人是无力控制拍摄他们生活的这些照片的。尤其是我拍摄时，人们时而略有戒备和反感的眼神更让我怀疑我拍摄的权力。我感到自己似乎无权 “take others' lives for my own use”。
那么其他一些著名的记录摄影师（documentary photographer) 是如何应对这种拍摄对象和相片本身脱节的现象呢？答案是他们在拍摄人的时候，会事先与拍摄对象充分地相互了解和沟通。例如摄影师Keivin Bubriski在拍摄这组尼泊尔乡村居民的照片前曾在当地居住一年，才有了这组居民与家的照片。照片中，村民们如此真诚地展现着自己 ------ 你可以轻易从他们或温暖，或空洞，或虔诚的双眼中感受到。这种真诚的表现是无法不建立在他们与摄影师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的。
我来到西藏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摄影捕捉少数民族居民在现代化的工业化社会夹缝中的生活。因此，我还是需要了解我的拍摄对象们：藏文化，历史。我也会试图和藏民们建立情感联系。
不由感叹，任重道远。但好在来日方长。
J.H.
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