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看到2023南京大学文学院考研初试真题,其中有一道题目为试析“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如果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去分析,自然有一套说辞,且读过苏东坡的作品,也不会对这句话感到陌生。我今天想说的是,其实在老人家风烛残年之际,也有过关于对这句话的感受和评论,恰巧今天是老人家的诞辰,似乎历史和思维总是在偶然中碰撞,不妨拿出老人家的这段话,以作赏析。
老人家年谱1975年6月18日,听芦荻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庙碑》。该文称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老人家说: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而后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最为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了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那时两个字,叫“文昌”。
从老人家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来几点:
1、 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以来,虽然大部分时间处于大分裂状态,但是正如老人家所言,天下大乱即天下大治,涌现出来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都在促进国家统一。从大量史料来看,老人家在阅读二十四史方面,很喜欢看六朝和五代史,这是从政治层面肯定了八代以来的成绩,老人家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战略家,自然先从政治层面进行分析。
2、 八代以来到底是文衰还是文昌,在这里引用芦荻同志一篇回忆文章的内容:
在中南海期间,毛主席让我给他读的作品,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文。
到中南海的第一天夜晚,毛主席要我读了庾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还读了阮籍的《咏怀诗》。为了《枯树赋》的注文问题,他还写过一个批示,说明他不同意清人旧说的意见。他曾让我给他读过五遍《枯树赋》,赋末有“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诸句,每每读后,他便沉默不语。
毛主席赞赏江淹《别赋》的情真意切,语丽辞清,还为《恨赋》写过批语,批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骄奢满溢。为了解说这个“溢”字,主席还琅琅背诵了《西厢记·长亭送别》中“泪添九曲黄河溢”的那一大段曲文。已是垂暮衰病之际,他老人家竟还有如此认真谈学、论文的盎然意趣和如此惊人的记忆力,这实在令人欣佩,令人惊奇!
毛主席也曾畅论魏晋的风流,赞扬曹氏父子的诗文。他高度肯定曹丕的《典论·论文》,还背诵过曹丕的七言长篇《燕歌行》,认为在那时的七言诗中算是一篇佳作了。
主席更激赏陆机的《文赋》,说曹、陆的这两篇文论,标志着文学创作新的里程碑和文学理论发展中质的飞跃。还说《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更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大大地发展了“诗言志”的简单口号。他认为,陆机能如此理解诗体,能提出“缘情”的命题和辞采华美的要求,这正是由魏晋以来文人诗歌创作的丰富实践所提供的时代认识,也是陆机个人辛勤创作的实践之心得与体会之结晶。因此,他不同意杜甫的“陆机二十为文赋”的断语,认为二十岁的小青年,实践没那么丰富,是提不出如此成熟的诗论的。
论及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时,毛主席多次谈论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他说,山水诗的出现和蔚为大观,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优秀的唐人诗作中,就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说着,他击节吟咏了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他说,这样的山水诗真是诗中的瑰宝,天地精灵之气的化身。但是,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人开辟的山水诗园地,没有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唐人的山水诗,就不一定能如此迅速地成熟并登峰造极。因此,他认为,就此一点,谢灵运也是“功莫大焉”!又说,连李白都激赏谢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并“一生低首谢宣城”,为什么苏轼辈却大叫“文衰”了呢?
从多次有关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隐逸、对乱世之中高蹈自洁等处世思想,是不赞同的。对于一些热衷功名、攀龙附凤失败,却又故作清高的态度和文字,更是嘲、批有加。
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学习的时日里,每每老人家的一席话,的的确确令我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3、 老人家也并非一味肯定八代以来的思想、文学等一系列成就,比如在谈到汉武帝时,就否定了定于一尊、罢黜百家的思想,这样的年代势必会思想僵化,死气沉沉。而批判汉武帝也并非老人家的一家之言,梁启超于1902年尖锐批评道:“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
综上来看,老人家透过八代以来的文学史看思想史、政治史,对魏晋的赞赏也绝对发思古之幽情。
当然,老人家读史向来要联通古今,在不到一个月后,1975年7月9日,邓小平传达了7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月14日,毛泽东就文艺问题谈话,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状况不满,指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使文艺“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
如今,尤其是史学界在大力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想必老人家的话应该不会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所以天下大乱也并不可怕,如果有天下大治的本领,即可实现由乱到治。不过,若本领不及,还不善于从历史中淬炼,那么,大乱之后便不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