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白林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个多月，我却难以置信，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年轻人，永远那样年轻，从来不曾老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从芜湖调来合肥，有幸与时先生成为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的同事。但那时，我供职的《艺谭》编辑部租用合肥市图书馆的房子，与所属其他部门不在一起办公，因此很少见到时先生。后来《艺谭》停刊，我调到理论研究室，上班都在一块了，但是不坐班，每周只来两个半天，还是很少见到时先生。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我担任了所里的领导职务，每天都要上班，时先生虽然离休了，仍然主持着《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安徽卷》的编纂工作，来所里也很频繁，我们的见面多了起来。年愈花甲的时先生没有半点老年人的感觉，总是风风火火，来去匆匆，骑着一辆自行车，上车和下车的动作都异常敏捷。他的身杆笔直，常常是西装与背带裤的标配，间或穿上女儿、女婿从国外买回的一套牛仔裤、棉衬衫，又是一种风韵。不管如何穿戴，都会斜挎着那只非常时尚的、在北京开会时用稿费购买得“圣大保罗”真皮包，映衬着一头银发和一脸的光辉灿烂，热情如火，充满朝气。
此后，时先生真正离休了，我也调离了艺术研究所，但因为我们的心都与黄梅戏紧密相联，所以还能不时见面。在许多活动中，我看到他步履轻盈的身影；在许多会议上，我听到他语速轻快的发言；而在每每前去看望他的家中，我得以进一步了解到，他离休以后，并没有离开如同年轻人一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每天必做的功课是听音乐，既听戏曲音乐，还听中国古典音乐、西方交响乐；也看电视，却局限于音乐、戏曲和科教频道；有时写毛笔字，常写的是“心经”，可以看出来书法的功底；有时用微信和远在海外的孙辈聊天。他是亳州人，对乡贤前辈华佗发明的“五禽戏”情有独钟，每天下午四点多钟，都要去邻近的体委大院耍上一套。有一年春节前，我去看望他，他正面对电脑，戴着耳罩式耳机，动作熟练，姿态利落，神态从容，我说“时老越来越年轻了”，他回答说“我要与衰老作斗争”，一边说，一边笑，一边孩子似地挥着拳头。
我刚才说，我和时先生的心都与黄梅戏紧密相联，其实有不小的差异。在我来说，很大程度上是职业行为，而在时先生，说事业追求都有些轻率，感觉他是受到上天的差遣，把一生一世奉献给黄梅戏，他的生命与黄梅戏融为一体了。他的永远年轻，也带给了黄梅戏，使得黄梅戏成为一个那样年轻的、充满青春色彩的剧种。
对于黄梅戏，我接触时已经“风景这边独好”了。传统的戏曲艺术总体上渐趋老迈，受到冷落，黄梅戏则是风华正茂，处于上升通道。我那时听到一些关于黄梅戏发展过程的说法，也是似懂非懂，不甚明了。例如，许多文章高度评价二十世纪的黄梅戏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黄梅戏走过了从草台到舞台、从地方小戏到全国性大剧种的崛起之路。那么，黄梅戏原先是什么状态？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艺术变化，促使它从草台到舞台，从小戏到大剧种？我并不十分清楚。后来，在几次探讨黄梅戏发展创新话题的座谈会上，时先生唱起黄梅戏的老腔老调，据说还是黄梅调时期的唱法，借以说明剧种唱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唱的比较多的好像是《打猪草》里的唱段，听上去平实、简朴、甚至粗糙，真的谈不上如何流畅、轻灵、柔婉。我的认识随之清晰起来：所谓草台的、被称为小戏的黄梅戏，虽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却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却是民间艺人的创造，少有修饰和装扮，听起来难免有些老气横秋；至于舞台上的、被称为大剧种的黄梅戏，则倾注了新文艺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他们大多知识分子出身，拥有学有所得的专业知识，致力于提高和升华传统艺术，使之愈加好听、好看，愈加年轻、貌美，愈加生机盎然、神采飞扬。
黄梅戏总是展现出年轻的模样，洋溢着青春活力，与知识分子的介入有着很大关系，时先生堪称典型代表。渡江战役期间，高中毕业的时先生参加了支前工作队。战役结束，年轻有为的他来到合肥，凭着既能京胡、亦可小提琴的一手好乐器，进入皖北青年文工团。在上海音乐学院干部专业班招生考试中，他顺利过考，却听从招考老师的建议，放弃钟爱的器乐演奏，改学作曲。学成归来，时先生调入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很快加入《春香传》剧组，开始了黄梅戏作曲生涯。他回忆说，当时的省委书记鼓励他们：文化需要改革，不要怕。于是乎，他放开手脚，使出在校学习期间学到的十八般武艺，推动黄梅戏的年轻化进程。原先，演员的演唱只是口传心授，张口就来，乐谱记在脑子里，唱出来难免有些随意。这一次不同，时先生编写了总谱，演出严格按照总谱进行，演员演唱的每一句，都是精心创作的结晶。原先，演出的伴奏只有‘三打七唱’，通常是一把胡琴和一支笛子，最多再加一把笙。这一次又不同，时先生使用大乐队伴奏，从省委、省政府大院找来事务寥寥的仪仗队，和队长商量：二胡、琵琶，我要，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单簧管和双簧管，我也要。西洋乐器闯入黄梅戏的世界，带来了编曲的“和声”和“复调”，音乐由此变得更有厚度。正式演出时，演员在台上演唱传统戏曲的旋律，包括多种西洋乐器的大乐队坐在乐池里现场演奏，时先生担任指挥，在当时可谓再新鲜不过的新生事物。他记得，《春香传》在刚刚建成的江淮大戏院连演40场，场场满座，每天挤满了挂着钢笔、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艺术的创新使黄梅戏迸发出更加年轻的生命力。
排演《春香传》的第二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把黄梅戏《天仙配》制作成舞台艺术纪录片，导演石挥希望做成中国电影的第一部“歌舞故事片”，希望用电影的形式把黄梅戏艺术推向世界。时先生应邀担任电影的作曲，并在音乐创作中运用新的表现手法，特别是加入了男女声二重唱，令人耳目一新。时先生无比感慨地追忆过当时的情形，使用新的表现手法并不顺利，不仅几次被叫停，还有人在报纸上批评他的做法是“粗暴的艺术改革”，甚至指责他“手里拿的不是笔，是刀，在对黄梅戏滥砍乱杀……”但是，为了黄梅戏永驻青春，永远像年轻人那样生气勃勃，活力四射，他与剧组的其他主创相互信任，相互勉励，顶住重重压力，创造了黄梅戏历史上永不过时的经典。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先生的音乐创作没有趋于老套和老成，那种创新性、年轻化的黄梅戏风格始终如一：在《党的女儿》中，他用了女声二重唱以及三重唱；在《江姐》中，他用了西洋歌剧的“主题音调贯串法”；在《孟姜女》中，他以幼时熟悉的民间曲调《四季调》作为主体贯穿音调。直到耄耋之年，时先生还在关注黄梅戏的发展与创新，还经常与年轻人交流，共同展望黄梅戏的美好未来。
人终究要老去，那是生理年龄的必然，但有些人，能够超越生理年龄的局限，展示着永不言老、永远年轻的精神风采，即便过世之后，他的风采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就此而言，时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2023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