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756《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四十七卷-15
盛极必衰
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向汉朝投降。
朝廷重新设置西域都护、骑都尉和戊校尉和己校尉。
将班超任命为西域都护，徐幹为长史。
将龟兹送到汉朝做人质的王子白霸封为龟兹王，派司马姚光护送回国。
班超和姚光共同胁迫龟兹，废掉国王尤利多而改立白霸，让姚光带着尤利多返回京城洛阳。
班超的西域都护府设在龟兹的它乾城（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西南），徐幹则驻扎疏勒，只有焉耆、危须、尉犁三国，因先前曾经杀死过汉朝都护，所以仍怀着二心，其他西域各国则全部降服。
起初，北匈奴单于不知去向以后，他的弟弟右谷蠡王於除鞬便自称为单于，率领数千部众驻扎在蒲类海（现在的巴里坤湖，新疆哈密市）一带，派使者到汉朝边塞请求归附。
窦宪建议派使者将於除鞬立为单于，设置中郎将进行监护，如同对待南匈奴单于的先例。
此事交付公卿进行商议。宋由等人认为可以批准窦宪的建议。
袁安、任隗上奏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光武皇帝招抚南匈奴，并不是说可以让他们永远安居内地，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为的是能利用他们去抵御北匈奴。
如今北方大漠已经平定，应当命令南匈奴单于返回他的北方王庭，统领归降部众。
没有理由再另封於除鞬做单于，来增加国家的经费开支。”
两种意见奏报后，一时决定不下。
袁安担心窦宪的主张会被批准实行，便独自呈递密封奏书，奏书写道：“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的先人曾率领部众投降，蒙受汉朝大恩，至今已四十余年。
历经三位汉帝经营，如今交到陛下手中，陛下应当深切地追思继承先帝的遗愿，完成他们的事业。
况且屯屠何是首先提出北征重大方案的人，消灭北匈奴以后，我们停下来不再进取，却要另立一个新降服的北单于。
为了一时的打算，违背三世以来的规划，失信于我们所养护的南匈奴单于，而去扶植无功的北匈奴单于。
《论语》说‘言辞忠诚而守信，行为敦厚而恭敬，即便在荒蛮之地也通行无阻【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行焉】。’
如今要是失信于一个屯屠何，那么将有一百个蛮族不敢再相信汉朝的承诺了。
再说乌桓、鲜卑新近斩杀了北匈奴优留单于，凡人之常情，全都忌惮仇人，现在扶植优留单于的弟弟，那么乌桓鲜卑就会心怀怨恨。
况且依照汉朝旧制，供给南匈奴单于的费用，每年达一亿九十余万，供给西域的费用，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
如今北匈奴更远，费用将超过一倍。这将耗尽国家财富，不是制定政策的正确原则。”
和帝下诏，命令将此奏章交付群臣讨论。
袁安又与窦宪进一步争执，互相诘难。窦宪仗势凌人，言辞骄横，甚至诋毁袁安，提出光武帝诛杀韩歆、戴涉的旧事进行威胁，但袁安始终不动摇。
然而，和帝终于听从了窦宪的建议。
感思：班超一如既往在西域的纵横捭阖，平定龟兹、姑墨、温宿，是他经营西域的又一力作。
把汉朝护送的龟兹王子白霸扶上王位，废掉原来的国王尤利多，这是一招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干净利落，确保了对这一关键区域的掌控。
“废王立新”能如此顺利，是班超多年来润物无声、扎实布局的集中体现。
他能精准选定“白霸”这个在汉朝做人质的王子，说明他早已摸清了龟兹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必然有一派势力是亲汉且支持白霸的，有内部接应，废立才不是孤军深入，而是里应外合。
这种情报功夫，不是在要行动时才临时打听的，而是日常交往中积累的“数据库”。
班超并未选择大动干戈攻城略地，而是带着司马姚光，“胁迫”龟兹，《资治通鉴》用“胁”字，这背后依赖的是他常年保持的精锐部队的威慑力。
而他随后将都护府设在龟兹它乾城，自己坐镇中枢，徐幹驻疏勒互为策应，这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日常治理”，通过驻军和行政体系的常态化，让归降不再是名义上的朝贡，而是触手可及的掌控。
这种“服而能管”的功夫，全靠平日对治下城邦资源的调配与节制。
班超最宝贵的资产，是他个人在国际间的信誉。
他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果决立威，又以“宽小过，总大纲”的怀柔收心。
多年来，他对归附的小国赏罚分明、言出必行。正因为各国都信服“班超说话算话”，所以当他扶持白霸时，龟兹贵族才会掂量：
反抗汉朝意味着与一个极可信赖的强大仲裁者为敌，而顺从则可能获得稳定庇护。
这种“品牌信任”，绝不是杀伐决断能速成的，需要年复一年的公正与守信来灌溉。
班超这一招看似“又准又狠”，实则是“厚积薄发”。
他像一个顶级的棋手，早就布好了势，最后的废立不过是顺势落下的那一子。
他平时下的功夫，都化作了彼时龟兹城门洞开、新王顺利登基的底气。
历史上能在绝域立功的人不少，但能像班超这样把“临门一脚”和“日积月累”结合得如此完美的，则属凤毛麟角。
窦宪执意要另立北匈奴单于於除鞬，他的“谋算”恐怕更多出于私心和巩固权势的需要。
北匈奴刚被打败，北单于逃亡不知所踪，此时於除鞬率众在蒲类海“款塞乞降”，这给了窦宪一个极好的“建功”机会。
他想仿照南匈奴的先例，再扶植一个受自己掌控的北匈奴势力，以此作为自己在边疆的重大“政绩”，进一步抬高声望，巩固在朝中的绝对地位。
袁安等人的反对非常清醒，他们指出这是“失信所养，建立无功”，会破坏几十年来对南匈奴的信任体系，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甚至引起新近立功的乌桓、鲜卑的怨恨。
可惜，这些老成谋国的建议，在窦宪的野心和太后支持面前显得无力。
上一篇（详见读书笔记755）和帝已行成人冠礼，但大权实际掌握在窦太后和窦宪手中。
这也是为何窦宪能“仗势凌人”，甚至用光武帝诛杀大臣的旧事来威胁反对者袁安，而和帝最终也只能听从窦宪的建议。
汉和帝举行冠礼时，年龄在十二周岁（虚岁十三）左右。
黄香的《天子冠颂》记录了当时的场景：皇帝乘坐金根车，在螭龙旗帜的仪仗簇拥下前往太庙，完成“加玄冕”的核心仪式，随后回宫更换朝服，宴享群臣，场面十分隆重。
成年礼在政治层面，只是一道程序，并不必然带来实权。
窦宪凭借军功，权倾朝野，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已经形成了稳固的权力网络。
一套礼仪，无法动摇这种根基。
汉和帝虽然行了冠礼，但更像是窦氏集团为巩固其“合法”统治而走的一道程序。
真正掌握大权的钥匙，直到一年后和帝密谋政变成功，才算是拿回了自己手里。
韩歆是光武帝朝的大司徒（丞相），以刚正耿直、说话不留情面著称。
韩歆上书预言当年会发生饥荒，言辞非常激烈，“指天画地，言甚刚切”，让光武帝极为恼怒。
最终，光武帝将韩歆免官，并在他回乡路上派人送去严厉的责问诏书，实际上是逼迫他自杀谢罪（详见读书笔记685）。
戴涉是在韩歆之后接任大司徒的。他的获罪相对简单，是因“所举荐的官员盗窃金钱”而受到牵连，最终被下狱处死。
戴涉之死，证明光武帝对三公的要求极为苛刻，不仅要自身无过，连举荐人才失察都要负连带责任。
韩歆和戴涉的死，并非两人罪大恶极，而是光武帝政治布局的结果。
光武帝吸取西汉末年权臣当道的教训，决定通过削弱以三公为首的外朝权力，将政务中心转移到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尚书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为此，他需要让三公这个职位变得人人自危，而韩歆、戴涉等人的遭遇，正是他向天下昭示三公权威尽失、皇权至高无上的“杀鸡儆猴”之举。
窦宪在朝堂上与袁安争执时，突然抬出光武帝诛杀韩歆、戴涉的先例，这无疑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
言下之意，连光武帝那样以“柔道”著称的君主，都容不下与自己意见相左、敢于唱反调的大司徒，你袁安难道比韩歆、戴涉更安全？你非要坚持己见，就不怕重蹈覆辙吗？
这背后反映的，是窦宪当时权倾朝野、惯于用强硬手段压制异己的跋扈作风。
但袁安最终“终不移”，并未被这套说辞吓倒，也展现了他作为士大夫的凛然风骨。
这段关于北匈奴的争论，可以说是窦氏权势如日中天时的一个缩影，也预示着朝堂上这股汹涌的暗流，但很快就要被少年天子的雷霆手段所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