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1980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现居北京，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冯志亮先生是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当代著名诗人、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

冯志亮先生是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风水博物馆馆长。冯志亮先生现担任华夏易经研究会副会长兼北京分会会长，中华儒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会长，中国青年发展促进会荣誉会长，东方孝道文学院荣誉院长。冯志亮先生还同时担任时代文学杂志社总编，中国名家杂志社荣誉总编，中国炎黄文化报文学总顾问，中国文化新闻报编委会副主席。冯志亮先生兼任中国姓氏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华北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传统礼仪促进会理事。冯志亮先生同时兼任北京汉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燕南艺术学院终身教授，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中国诗词协会终身会员，中国诗歌协会会员。

冯志亮先生还是挪威国立艺术家协会外籍会员，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荷兰皇家文学院高级学术顾问。冯志亮先生的历史文学作品曾多次刊载于中国文联创办的《神州》《中国魂当代名人专访特刊》《中国当代文学家》《北京文化》等期刊。曾被中西文化联合会授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AAAA级宣讲人”荣誉称号。

2013年冯志亮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冯志亮先生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易经新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厚葬微信微博》，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零四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

宋朝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富庶的朝代，今天就谈一谈宋朝官员的工资是个什么标准。

中国古代的“秩禄”制度，等级森严，不允僭越。秩是官秩，是官位的高低;禄是俸禄，是朝廷发给官吏的薪饷。官秩品在秦汉时以谷物多少计算。西汉从万石到佐史分为二十级，曹魏时以一品至九品定分为九级，南北朝逐渐改为正从九品十八级，隋唐沿袭南北朝的秩品等级，以后各朝也大抵如此。

汉代的官俸以谷物计算，最高秩万石月俸350斛(一斛相当于14公斤)，最低秩月俸仅为3.6斛。两者相差近百倍。唐代官俸有职田、禄米、钱货。京官一品、外官二品授田12顷，京官八品、外官九品授田2顷50亩。武德初年，正一品禄米700石，从九品禄米50石。贞观时一品官月俸钱6800文，九品官为1300文。唐后期，俸禄厚外官、薄京官。

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优厚，月薪饷最高达400贯(一贯为千文)，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除俸钱外，还有禄米，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

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除以上薪饷外，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埋单”。

宋代公用钱借贷利息与职田的收入，除由部门长官支用外，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发放给官吏们，成为收入的一部分。官员出差或赴任时，可以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

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宋朝的不少官员能领取两份薪饷，名曰“职钱”。

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有的为延长任职期限，竟改动年龄。因此，朝廷只好强迫官员致仕，对年满七十的老官僚，不予考课，不给升迁。官员致仕时，往往给予加官晋级，类似当今公务员的“即提即退”。宰相级的官员致仕后，仍可参议朝政做“高级顾问”。

官员自动致仕的，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的官职，致使“官二代”从政者众多。

为了凸显对比度，先讲一下唐朝官员工资标准。

约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白居易为校书郎时，他在诗歌中写道：“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馀。……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白居易便升左拾遗，工资跟着增加了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

史载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54岁的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不知是因为苏州是江南头等富庶地方，还是白居易资力比较老了，反正那时候他的工资已经比较的丰厚了。“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

白居易为宾客分司时，曰：“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

随后，白居易调进中央政权机关，为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工资已是他刚做官时的十倍。“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接着，升为太子少傅，工资涨到了顶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而且还相当清闲自在，很是令人羡慕。连苏轼也表示艳羡：“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

到晚年，白居易退居林下，回到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颐养天年，还可以领到一半的养老金，“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从白居易的诗里，我们可以大约地了解到唐朝时做官人拿的工资是多少，不过白居易个别诗词里自说俸钱亦有误。

如白居易有送陕州王司马建赴任诗云：“公事忙闲同少尹，料钱多少敌尚书。”白居易当时与王司马同级，五品官。一司马，俸钱怎能敌尚书?他贬到江州不久，即写信给元微之，略云：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信内言月俸四五万，这才是老实话。

唐代官制，司马薪级约略如此。至于尚书官俸，唐制为一百贯文，即十万也。司马仅为五十贯文，即五万，差一半，怎可敌尚书﹖可能是白居易当时的夸大之词。不过这个按照唐时一文铜钱约折合后世人民币三毛计算，月俸四五万相当于人民币12000至15000左右。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只有官员算是“国家公务员”，自秦汉官员工资就开始实行严格的“秩禄制度”，即按照官秩(官或爵的高低)来发放薪饷。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不过无论与前朝还是后朝，甚至与当代相比，其官员薪俸之优厚，都是令人咋舌的。

再说回宋朝。宋朝的一品大员是汉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这还不算官员本人还有各种换季服装、绢、绵、禄米等“福利补贴”，官员家属还能按照等级获得衣服、粮食、茶叶、酒、炭，甚至是马料等种类繁多的“恩荫补贴”。

以王安石为例，他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王安石受命危难之时，立志通过改革，“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被罢相。后来，王安石与宋神宗又产生分歧，最终，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

在宋时，宰辅去职，或调任，或罢免，或致仕，或去世，只要不是被贬谪的，朝廷都有格外恩典，以示优厚大臣。王安石便带个外任的职衔，到那地方资禄养老。那么，曾身为宰相的王安石此时的养老金是怎样的呢?

宋朝的宰相一旦离任，给予这些曾经的国家重臣最通常的赏赐是进官加职。王安石进的“职”是观文殿大学士。宋代官制，官、职、差遣分离，“职以待文学之选”。殿学士指诸殿大学士、学士，包括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保和殿，以及曾置而改名的文明殿、紫宸殿、延康殿、宣和殿等的大学士和学士，都是职名。各“殿学士”为宋朝最高级职名。

宰相的进官加职，有一个演变过程，其趋势是越来越丰厚。《宋史职官志》里列有宋朝各级官职的俸禄。其中，资政殿大学士的“工资”是：“料钱、衣赐随本官。”端明殿学士的“工资”为：“贴职钱五十贯，米麦二十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一十七匹。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因为王安石的观文殿大学士是诸学士之首、从二品，他所得也比较丰厚，王安石的养老金是：料钱、衣赐随本官。

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是俸禄的一部分;宋神宗改革官制，分别阶官和职事官，用阶官定俸禄，阶官的俸禄称为“料钱”。宋代中、上级官员的待遇一般比较优厚，本官月俸给1/3钱，2/3实物。外任地方官还配给职田，自三四十顷至一二顷不等。宋神宗后，一些下台的或势将下台的官员有的还被授予或自请担任宫观官、监岳庙等闲官，坐领“祠禄”。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官员首次大幅度加薪，仁宗嘉祐年间正式制定“禄令”，宰相、枢密使月俸三百贯，有人据当时每石米价约六七百文到一贯文折算，得出宰相的月薪几近90000元人民币。至于林林总总的福利，如禄粟月一百石，春、冬衣共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随身傔人的衣粮七十人，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

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据此，宋的宰相离任之后也可有着丰裕的生活。如王安石辞官后就闲居“半山园”，追求精雅的山水闲情生活过得轻松惬意。

再说说包青天的工资。包拯年薪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在临终前，他既是枢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同时还被封为东海郡开国侯，官品和爵位之高仅次于当朝宰相，所以这时候肯定是他一生中拿工资最高的时候。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按宋仁宗嘉佑年间颁布的公务员薪水法规《嘉佑禄令》，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还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

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做第一把手，每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此外每月还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另外，作为外任藩府的高级地方官，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也就是2000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再查《嘉佑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100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15秤(每秤15斤)的木炭。

总计包拯一年的各项收入：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

宋真宗熙宁二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麦价300文一石。宋仁宗嘉佑四年，官定绫价1600文一匹。宋真宗咸平年间，开封每匹绢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间，每匹罗定价4000文。宋仁宗天圣七年，官府规定每两绵不得超过85文。宋真宗时某年冬天，官府出售木炭，每秤售价100文。宋仁宗后期，官府收购柴禾，每捆定价50文。宋仁宗宝元二年，开封干草最低19文一捆。

以上是史料中出现的距包拯任职开封府时间较近的物价数据。利用这组物价数据，我们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项实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1022贯，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按当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现在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21878贯铜钱合计1367万元。

包青天的年薪相当于现在的1367万人民币，阿弥陀佛……

按照高薪养廉的思路，宋朝官员拿这么多工资，应该安分守己，恪尽职守才对，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以历史上著名的“花石纲”工程为例，就可以看出北宋官员并未因高薪而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发财的机会。

“花石纲”起源于宰相蔡京发现了一个朱勔的苏州人，此人精于山石园林艺术，并推荐给宋徽宗。宋徽宗用过大喜，于是在苏州设置了一个“应奉局”，专为皇帝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用以建设皇家园林。

为了确保“花石纲”的运输，不但关系国家民生之重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大量商船被强行征用，而且各级官员均在其中上下其手，不放过任何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

据史料记载，各级官员们不但极力帮助朱勔搜罗“花石”，而且还趁机对百姓敲诈勒索：各级官员不单帮应奉局搜罗花石，若看中了谁家比较富有，还会强行勒索钱财，不然其房屋、田地甚至墓地都被官员伙同应奉局，派人以黄纸封之，称为供奉皇帝之物，强迫居民看守，稍有不慎，则获“大不恭”之罪，而且会故意破墙拆屋的搬运。因此，被征花石的人家，惧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后果，只好倾其所有，以应对各级官员的勒索。

相对于百姓的穷困，宋朝各级官员却过的是穷奢极欲的奢侈生活，就连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也极其奢靡。例如宋史就说他，“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其奢侈行径甚至到了让司马光给儿子做反面教材的地步——司马光说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封莱国公)豪侈冠一时。”

可以想象，当时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都如此奢侈，那人民口中的贪官蔡京、童贯、高俅等人又该当如何？只怕会在“奢靡”前加一个“更”字。另外，随着官员子孙的繁衍，因“荫补”而增加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多——真宗时，宋朝官员数量大致在一万左右，仅仅过了40年，到了仁宗年间，官员人数即翻了一倍还多，到了英宗时更是接近三万。

与此相对应，为了豢养越来越多的官员，宋朝的中央财政收入也越来越吃紧——北宋初年，两千万的钱粮收入可以结余大半，而到了仁宗年间，尽管国家不断上调税赋，国库收入达到一亿三千万以上(一说一亿五千万，超过唐7倍，而国土面积和人口均不及唐)，却无丝毫结余。

所以方腊才在起义檄文中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